略论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

生态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以人类、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发展生态人类学既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要求,又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应当按一定的路径发展我国的生态人类学。     

论李安宅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安宅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是华西学派的领军学者。在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过程中,他曾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有确切的理解与把握,提倡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他采用实地研究、比较研究、应用人类学等方法,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尚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

生态人类学立足于民族文化对人类生态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必然受到时间、空间制约及其它多种因素的干扰。本文提出“终端验证”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终端验证法”的适用范围不仅在于文化的生物性适应方面,更在于文化的社会性适应方面。借助“终端验证法”,从文化的同质度、抗风险度和储备度三方面着手,可最大限度减少干扰,满足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需要。     

生态化文化及其培育

从词源上说,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表征。生态文化概念的提出是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文化概念对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文化概念认识的深化。生态化文化源于却又高于生态文化,它是对传统伦理型文化与现代科学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它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以生态化理念为指导,实现文化生态化发展是培育生态化文化的基本途径。     

生态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的启示

生态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新进化论者之一的斯图尔德(Ju lian Steward)是该门学科的创建者。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和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历经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系统生态学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将生态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不但极大地拓宽了教育研究的视野,而且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民族美术教育

民族美术教育学科迄今有近60年的历史。本文尝试选择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重新阐释民族美术教育学科的建树初衷,并在文化人类学视域下讨论该学科的理论背景及其意义与价值。     

生态人类学的当代发展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和人类学构成了生态人类学当代发展的文化背景与学科背景。主体一元化和谐的生态结构、主客耦合并进的生态关系、天人圈态良性循环的生态自由,表征了生态人类学的当代发展。     

大学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以石家庄铁道大学为例

大学是一个文化机构，大学水平的提升实际上就是这所大学文化的提升和建设。对石家庄铁道大学的现有文化做了技术文化的定位，认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学校的文化需要；梳理总结了现有的军魂文化、企业文化、责任文化、信义文化、爱心文化等；认为学校的文化选择一方面是对科学与人文的引进吸收，另一方面是对既有文化的扬弃，即对既有文化的传承、批判、吸收、整合和创新。     

生态人类学述略

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初叶就已经开始的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发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该学科聚焦于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人类今天所面对的资源危机,是由复杂的经济、社会、人口、制度和政治条件造成的,地球资源的稀缺界限取决于人类的文化,稀缺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资源本身具有多样性,需要人类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模塑出人类生计方式多样性,人类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创造出利用资源的多元化途径来。因此,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它肩负的使命是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边境民族地区学校的文化选择———基于广西龙州中小学经验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主要遵循“以文化人”的理论逻辑, 是经由文化濡化机制促进学生进行文化选择并认同中华文化的一个过程。本研究选取广西龙州为田野点, 运用人类学参与观察与非结构访谈的方法, 发现龙州中小学面临文化安全挑战、文化生态失衡、文化不适应等困境。龙州中小学通过强化学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完善学校现代化建设与民族文化传承机制、进行学校文化整合等方式,促进跨境文化和平共生、古今文化融合共生以及多元文化互补共生,突破困境并走出了一条“交往共生”过程取向与“多元一体” 结果取向的学校文化选择之路, 为现阶段边境民族地区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文化语境下语词转换的情感与意象选择

语词的转换依赖于它所存在的文化语境,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语词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含义,于是,文化语境的语义制约作用使得文字符号的转换演变为文化符号的转换。文化语境的民族性、广泛性、系统性决定了译者倾向于从本民族的文化视角去观察其他文化,并且在语词的转换中作出选择。较为突出的影响有语词的情感与意象选择两个方面,前者指语词的情感色彩与信息转换中的情感参与影响着语词的选择;后者指意象确立的文化关联对不同民族文化记忆的激活影响着信息转换中的语词选择。因此,修正语词转换中的译者民族文化视角倾向,避免语词转换中的文化操纵现象,文字符号的转换需要重视文化语境的参与和文化诠释的平衡,这样才能确保语词情感意蕴与意象联想不被随意增减,源语文化的传递真实完整。     

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若干问题研究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对“田野作业”与“田野调查”作了概念的区分;对学科调查与行政或企业调查作了方法论的区分;并对于观察研究中的客观性、异文化的困扰及调查中的文化互动等问题作了讨论。     

群体选择理论的科学史考察

利他主义的进化是生物学的经典问题之一,对该问题的解决始终和自然选择发生的层次联系在一起。自达尔文运用群体选择的思想对人和动物的利他行为予以解释之后,群体选择理论经历了生长、衰败、沉寂和新生。其间产生的有影响力的亲缘选择理论、互惠利他理论和自私的基因理论一度被认为成功地规避了群体层次的选择而解释了利他主义的进化。20世纪90年代,受多元主义思潮的影响,对群体选择理论进行再度审视发现,个体与群体并不是二元对立的矛盾,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利他主义的进化给予了解释,提出了多层次选择理论。群体选择理论和曾经的替代理论被统一到了新的理论框架之下,成为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力量。然而,任何理论的成功都必须经过历史的检验,关于利他主义的进化可能还存在更深刻的统一机制,多层次选择理论也必将面临未来生物学发展的进一步审查。     

文化模式对产业选择的影响和作用

产业选择实质上是一个地区社会对生存与发展方式的选择,一个地区的文化模式必然会对其产业选择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贫困地区的产业选择要考虑与当地社会文化模式相契合——即两者在价值系统、技术系统以及组织系统上具有同构性。只有得到当地社会文化的认同和选择,产业才能得以发展和形成优势。     

李商隐姓氏、族属及心灵深层潜存的巴族因子--兼论巴楚文化南北流变、后世孑遗与潜藏

以古典文学、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结合相关史料、巴语土家语及其在晋南地名遗留,对李商隐的姓氏、身世、族属及心中潜存的巴楚民族文化因子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李商隐本非李姓而姓徐,不是西凉王李嵩裔孙,不是唐宗室,他是唐初英国公徐世勚、武后时徐敬业裔孙;2、廪君巴族起源于晋南;3、徐氏是东夷和廪君系巴人混裔,对巴族信仰习俗有承衍;4、李商隐"樊南生"、<樊南文集>"樊"的来由巴人樊氏在他心中潜存积淀;5、巴楚人文南北流变.6、古代各族在晋冀齐鲁豫等中华大地上复合交融.     

“猫鬼神”信仰的文化解读

＂猫鬼神＂是青海河湟地区汉、藏、土等民族言之色变的一种邪神。本文从宗教学和民族学视角对其历史流变和文化内涵进行解读。     

当前人类学片的选题重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人类学片的拍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而人类学片的拍摄首先面临的是选题与选材的问题。当前,中国人类学片的选题重点应该是国家分批公布的一千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学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应该迅速建立中国影视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馆、展览馆、数字博物馆或资料库等,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先进文化服务。     

中华民族戏剧与民族戏剧学的未来

中华各民族戏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真实形象的艺术写照。中国少数民族在缔造华夏乐舞戏剧文化、中外戏剧文学与表演艺术交流的过程中,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建立过非常卓越的功勋。对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不能单纯套用西方戏剧与中国汉族戏曲研究固定模式,而应该以先进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实证考察,即理论联系实际的田野调查法,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进行较为详细的实证以及全面、系统、科学、务实的研究。从民族文化、戏剧艺术的视角,以翔实可考的文献资料与理论知识,对中华文明史作出科学描述和总结。以国内外民族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的丰富资料、先进的科研方法,来佐证中国少数民族戏剧艺术在世界戏剧文化体系中所具有的学术地位与价值。     

社会认同的区域文化心理研究

目前社会认同研究都是以Tajfel等人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为前提,一般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研究内容为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由于社会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社会文化认同的形成是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文化的形成因区域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因而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心理也是不同的,着重分析了社会认同与区域文化心理的关系。分析认为,决定社会认同能否形成的实质在于区域文化心理差异;文化心理与社会认同之间是双向的相互构建过程,核心是文化认同,实质是区域文化心理差异。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