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东西方文学中的法律主题浅论

法律是文学众多主题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惩恶扬善"与"追求公正与平等"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法律主题。但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东西方文学在表现法律主题时在表现形态和价值取向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本文试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视阈,以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法律主题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东西方文学中法律主题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及其文化根源。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中国法律文化总体精神的变革——从单向本位到双向本位

法律文化是人类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支配着法律实践活动基本内容、性质和方向的意识、观念、原则,就是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即“本位”。中国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经历了五个重要发展阶段,即“家”本位、“国”本位、“国·家”本位、“国·社”本位和“国·民”本位。前四个属于单向本位,最后一个是双向本位。从单向本化到双向本位,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原因及其解决路径

法律文化冲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存在的传统与现代、观念与制度、本土与西方的冲突,是多种矛盾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一冲突,需要我们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法律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     

中国法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以《大清律例》为中心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中西交流日盛。17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中国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法也传播到西方,进而塑造了西方对华法律观。大体而言,在“中国热”时期,西方对华法律观有褒有贬,整体上是肯定为主。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特别是《大清律例》被完整译介到西方之后,改变了西方的对华法律观,最终形成了所谓“法律东方主义”的“主流观念”。虽然这一观念的形成不完全是中国法在西方传播所致,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二元结构

二元冲突结构是中国法律文化冲突的主要特征,它在性质内容上表现为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在结构形式上表现为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及法律制度文化建设自身存在的不足,是当前中国法律文化二元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破解中国法律文化的二元冲突结构,要明确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定位,健全现代法律制度体系,加强对公民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增强法律观念文化与法律制度文化的协调性、一致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权意识与现代人权的发展

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权意识,如倡导“仁政”、“民本”思想,“大同世界”,各项平等自由权等。但这些人权意识由于缺乏现代人权的经济、政治与法律等属性,始终未能创生出现代人权的概念及其理论。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固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弘扬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先进的人权思想与理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努力构建民主政治,建立完备的法制体系,变革法律观念,实现传统人权意识向现代人权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创建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人权理论。     

“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

国家统一与繁荣富强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准则。国家统一既需要理念、精神与文化的滋养作为基础,也需要通过制度、法律和军事力量来予以维护。中国古代注重通过法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在必要时依据法律动用国家军事力量以“兵刑合一”的方式维护统一、稳定秩序。在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下,“兵刑合一”既体现为法律上的制度规制,也体现为政治上的军事强制,以其秩序功能联结起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与法律实践,实现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互动。儒家文化和“大一统”观念的文教功能与制度维系功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大一统”观念的制度化、法律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历史中国”的文化基础,丰富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表达。     

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

中国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学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文学观念发生的初始阶段。探讨中国文学观念发生时的原初意义,既不能靠一般的理论推衍和逻辑推导,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式,而必须从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实际出发,以可考的文学观念符号为依据。遵循这一思想,本文在分别考察“文”、“学”的符号原义及其衍生发展的基础上,详细地讨论了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文学观念所具有的原初意义,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学观念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     

伦理型政治和法理型政治——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作一外在形态的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是一种伦理型政治,而西方是一种法理型政治。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靠伦理观念采维持,政治活动靠伦理观念来调节,政治权力靠伦理观念采制约,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秩序靠法律维持,政治活动靠法律调节,政治权力靠法律制约,法律是西方政治体系的核心。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则”观念

“自然法则”观念是科学思想与法律思想的共同基础。李约瑟先生分析了东西方“自然法则”观念的差异,认为这是导致两者在科技领域或领先或落后的重要原因。本文探讨了中国式的“自然法则”观念的种种特征,分析了它们在科学思想及法律思想方面的独特表现,这为解释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法律思想的进步与落后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

从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势”观念出发,对全球化应采取“理势兼顾”的态度,在参与中发挥东方的力量,促使其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文化关系方面,必须一改西方中心的文化理解,发扬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确立“多元普遍性”的观念,以作为处理文化关系与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比较

“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是中西方文化精神模式的特点,它既是中西方文化的最高精神指向,又是最后归宿,还是中西方文化的精神体系。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于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中西文化中的天道与上帝天、帝、道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存在两、三千年之久了,这些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并紧密地关连着社会与人生。只是由于近代以来学术重心向科学转移,这些观念才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天”的观念一开始是与“帝”的观念相联系的。天帝作为至高神最初出现在西周初年。在周代的封建统一王朝建立之前,天帝可能是周人与殷人各自的氏族神,但相应于周统一王朝的建立,周人已不再视天帝为有所偏袒的神灵,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浅议“天人和谐”的中国古代法律观念

“天人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最高目标。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法律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天人和谐”的法律思想予以分析 ,说明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上 ,诸如立法、司法及审判 ,都在印证着天与人相和谐的法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