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创作比较

"五四"和新时期是我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两个高峰.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洁与"五四"女作家在创作姿态、创作立场、对爱情婚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等方面既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又有独到之处.在创作姿态上,她由"五四"时代的"逆女"变为新时期的"孝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她由"五四"女作家将爱情视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转变为对爱情与婚姻本质的思考、对人情人性和女性生命价值的探索.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试论"五四"戏剧的现代意识

1 严格地说,"五四"戏剧(指1919-1927年间的剧作)并不成熟.它在"反映现实生活上不及小说广泛深刻,在表达'五四'昂扬激越的革命精神上,不及诗歌充分,在运用白话的娴熟自如上,不及散文突出."但是,假如我们将小说、诗歌、散文比作三位"大哥",那么,戏剧就是它们的"小弟",它们共同属于"五四"新文学大家族.其族徽就是现代意识. "五四"现代意识最核心的内容,即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人的感情、欲望和理性的解放.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作为君权的工具而活着.只     

回眸"五四"九十年——许倬云教授访谈录

编者的话: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海内外许多学者均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纪念的追思.对于海外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而言,五四运动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老师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而他也得到过五四运动发起者之一胡适先生的关心和爱护.日前,就五四运动的价值、意义、遗产,以及"五四"未竟事业的实践等问题,新京报记者张弘专访了许倬云教授.     

罗家伦的"五四"观及其历史演变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一生数十次回忆和评价五四运动,但不同时期回忆和评价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即对运动的三种精神做出了高度概括,稍后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五四运动中的盲动情绪表示忧虑和批评.大革命失败后,罗家伦借回忆"五四"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张目.抗日战争期间,他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增强国民的抗日决心.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罗家伦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大力宣传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重构"五四"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为台湾后来的民主改革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论冯骥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简

冯骥才的小说创作包含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意义,是新时期文学回归和复兴“五四”文学精神的表征,也是冯骥才文化精英意识的体现。但冯骥才小说的民间文化定位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学更深远的文化传统的回归,冯骥才的这种小说创作道路极具文学史意义。     

"走向革命"与"作家何为"--重读"文学研究会"二题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是研究现代文艺思想变迁的一个"标本",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主义的"五四,,文学中已孕育出属于"革命文学"的胚芽.文学研究会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体现了这个文学观正逐步"走向革命"的文学团体对作家人格精神的更直接的要求,对成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发展和迷乱,也不无启示意义.     

"个人"、"人类"的流变——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内在理路探析

曾作为"五四"战士的周作人,为何由"叛徒"变为"隐士",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个人"、"人类"关系在周作人思想谱系中具有重要性和独特性,以此为基础对他五四时期思想转变过程和原因进行梳理,可以为他前后思想转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依据。     

先锋小说与"五四"文学的审父意识比较

审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普遍情结.本文认为先锋小说对父亲进行了非理性的无情审视和怀疑,揭示了父辈丑陋和衰颓的生存景观,具有强烈的弑父色彩.同时,通过"五四"文学中的审父意识进行比较,展示出各自不同的审父文化景观.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从清末和"五四"前夕起,国学实际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几千年老传统,一个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至今未能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存在着对新传统--即"新国学"的很大误解,诸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靠所谓"打倒孔家店"、"全盘反传统"起家的;"文革"受"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影响等."五四"虽有偏激,但并不"全盘反传统".它主张科学民主,与"文革"的个人专制与个人迷信完全不同.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老子的“虚静”观及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老子不仅用自然哲学来框范人生哲学、社会哲学,而且,他的一些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美学价值.老子的"虚静"观,在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美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读《敬天爱人》所感

稻盛和夫是日本著名的京瓷公司的创办者,名誉董事长.在他的经营下,京瓷公司从一个地方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今天拥有两个名列世界500强的子公司的跨国大企业.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可以归结为以心为本的哲学、不断挑战的哲学、贯彻原理原则的哲学.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一”以贯之，“人”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校读

在对文本进行校释的基础上,重新解读<老子>二十五章.关于章旨,这里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本章所论述的道的本质性状以及如何体道的问题,可归结为哲学意义上的"一"来理解.本文主要从"一"与"道"、"大"等的语源关系加以探讨;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句法特征,即主词和宾词围绕同一中心语而递相推转.这种句式在表达其内容时,更强调开头的主词和末尾的宾词之间的语义联系.所谓"人法自然"或"王居其一",充分表明了王作为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具备的体道精神.     

王安忆“城市系列”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内蕴

王安忆的"城市系列"描写了都市街巷里弄的世俗生活.本文阐释了其作品中城市女性形象的精神内蕴追求世俗的优胜与注重实利.从而确立出王安忆笔下城市女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城市最真实的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市民精神的体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