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

清代河南的商业会馆王兴亚会馆之称，出现在明代，并非为商人所专设，其性质也不是单一的。这里所说的清代河南会馆，是指在河南境内从事经营的外籍商人或主要是外籍商人所建立的会馆。这种会馆，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的。它出现于清代顺治年间，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     

明清商人会馆的广告功能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商人会馆大量涌现,这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商人会馆是各商帮活动和展示自我的根据地,凡会馆建筑、会馆的文化活动及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广告功能.     

清代河南地区的会馆与商业

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发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河南地区的商业会馆出现相对较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同步.河南境内水路密布,但是没有一条贯通全省的水运路线,这是河南会馆数目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重要原因.透过会馆可以看到清代河南地区商人客属性较强,势力强大;当地商人实力相对较弱;河南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同时它也是国内贸易乃至中国和世界贸易往来干线上重要的一环.     

论明清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特点--以工商会馆为例

明清山陕(或陕西、山西)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山陕商帮的形成.从山陕会馆创立的目的、方式、过程以及创立资金来源看,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     

近代山东的商人组织

<正> 清季以来,山东各业商人、商号之间除买卖经营关系外,还经常按不同籍隶或行业组成各种行帮、会馆,以维护自身利益,协调彼此关系,实行内部慈善救济以增强对外竞争的实力。及至近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商帮、会馆逐渐改组,建立起新式商人组织——商会。但是,行帮、会馆、商会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依次嬗递关系,而经常是新旧交错、兼容并存关系。     

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

文章认为,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十分突出,表现为功能齐全、规模宏大;装饰精美、风格华丽;分布广泛,乡土特色浓郁;保存时间长,影响较大。这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集团实力的增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商人会馆建筑凝聚着寓居他乡商人寻找失落的乡土宗族情结、渴求社会认同的心理、宣扬商业伦理道德、塑造“良贾”形象的深刻的文化意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影响,以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明清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和道德观念等     

明清北京广东会馆的价值取向

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特殊的历史产物。明清时期,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各地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地域性会馆。这一时期北京广东会馆的数量约有４５所,绝大部分是由广州府和潮州府等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所建立。沿海县及其会馆分别占广东在北京建立会馆府州县总数的７６％和广东会馆总数的８０％以上。众所周知,广东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商人经商极为活跃。这就使北京的广东会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商业迹象,集客馆、试馆与商馆于一身     

徽州会馆辑览

徽州会馆是徽州商人和同乡聚会、祭祖、义葬与情感联络和朝考接待之所，是徽州人旅外的主要落脚点。是徽州祠堂的延伸和扩大，是“小徽州”与“大徽州”的纽带，是“无徽不成镇”的主要载体。     

析上海三山会馆舞楼装饰的设计特色与吉祥寓意

上海三山会馆是晚清福建商人为祭祀妈祖、交流商业信息和研讨商业活动而建的。其舞楼设计严谨科学,寓意深刻,建造的玲珑奇巧,装饰美轮美奂,颇具民族特色。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及其会馆建设

本文分析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商贸活动及其会馆建设概况,论证了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活动,对于推动明清以来湖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岭南人文图说之二十六--琼花会馆与粤剧

粤剧,又称为广东大戏和广府戏,它继承了古代歌舞、百戏、元明南戏、明清传奇等优秀传统艺术,经数百年兼收并蓄,已成为流传五大洲的一大剧种,被誉为“南国红豆”。粤剧的起源与佛山琼花会馆有密切的关系。佛山是明清时期四大镇之一,手工业行会和商业会馆以及神庙众多,酬神的神功戏早在元明就已存在发展。进入清代,随着佛山神庙、宗族祠堂、商人会馆的大量兴建和外来侨寓商人的通入,需要大量的神功戏酬神。而数量庞大、行业繁多的手工业者队伍也常常要庆贺师傅诞,学徒满师亦要请戏。土著宗族的祭祀需要、侨寓商民的文化生活需要和手工业者的行…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

在商品流通空前活跃的明清时期 ,崛起于西北的山陕商人 ,迅速将势力渗透到山东城乡。鲁西一带由于运河交通的便利 ,成为山陕商人的密集之地 ,鲁西南、鲁西北及鲁中地区也多有山陕商人的足迹 ;他们或设坊开店 ,或长途转贩 ,或建立会馆 ,或设立票庄 ,经营广泛 ,财力雄厚 ,乃至垄断了某些地方的食盐、粮食、棉布、典当、钱庄等行业。山陕商人的经营活动 ,有力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试析近代以来北京广东会馆的变化

明清盛行的同乡会馆组织，进人近代以来逐步发生变化。本文具体考察近代以来北京广东会馆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阐述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会馆组织由关注同乡发展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最后与政治结缘日益密切，政府监控会馆的措施与手段因而强化。近代以来会馆内部也危机重重，导致民心涣散。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会馆陷入百弊丛生的困境。建国后，会馆逐步收归政府管理，会馆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

明清时期的各地地域商人 ,在江南刻书印书 ,贩纸贩书 ,收藏书画彝器 ,繁荣了江南文化 ,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商人作为文化投资者的角色应予重视。商人建戏馆 ,请戏班 ,捧名角 ,赞助戏曲演出 ,推介戏曲流派 ,使得江南戏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各地商人建造了数百所寓有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 ,崇拜寓意各异的地方神灵 ,从事各种民俗活动 ,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 ,在江南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各地商人长袖善舞 ,与江南达官名士觥筹交错 ,以厚资博高名 ,各有所好 ,相互利用 ,谱写了近世士商关系的新篇章     

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

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王日根在我国，关于会馆史的研究，大体始于水世纪２０年代。１９２５年５月，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１］一文，堪称会馆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不同，规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和认捐一定数...     

寻找歙县会馆

找到安徽会馆，网友让我再去找歙县会馆，依稀记得歙县会馆在我挂职的宣武区。那天在宣南博物馆就看到有一块关于歙县会馆的碑刻，博物馆人说是街上基建工地上挖出来送过来的。碑刻躺在一个角落里，已经残损，汉白玉石头上刻着当时一些人捐款兴建歙县会馆的人名、地点、数量，依稀辨认出北岸、许村等地某某人捐纹银多少两等。     

海洋贸易与清代粤北经济的变化

清初实行有限度的开海贸易,后来又规定广州一口通商.粤北在广州和内地商贸交流中处于商道必经地之一,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经常通过这一商道进行过境贸易,并在商道沿线建立了临时储存商货与聚集议事的会馆,刺激了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也带动了本地商人的崛起.但粤北经济的商业化不是为了赚取纯粹的商业利润,只是过境贸易导致的虚假繁荣.     

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

明代的商业人口迁移方向在宏观上呈现出资源导向下的南北块状迁移、交通导向下的十字线状迁移和市场导向下的点状迁移特点。商人异地定居源于生产力的驱动、寓居地的同化、户籍制度的转变以及自身地位的上升。商人在流寓地定居之后,主要借助出版与戏曲、会馆与民俗、崇儒与入仕三种文化输出形式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逐渐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媒介提供者、信仰输入者、教育推动者。     

歙县会馆物语

我们这里所说的“歙县会馆”,是指明、清时期建在北京的歙县会馆,而同时期歙县也在武汉、扬州等好多地方都建有会馆,则男当别论;我们之所以要在诸多会馆中,特别对“歙县会馆”加以专论,不仅是因为歙县是古徽州的第～大县、是古徽州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更因为“歙县会馆”最具徽州会馆文化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会馆文化研究界公认的“标本性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