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成就与缺憾——韦伯社会发展观评析

马克斯.韦伯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是理想型的思维模式加上价值中立的评判原则,他强调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古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基督教的理性锻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理性化 人文精神=现代资本主义。他否认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未来,这是他片面强调意识决定作用所必然出现的失误。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宗教在儒家中的理性化及其限制

本文以中国古代宗教在儒家中的理性化为例,分析儒家的理性化道路和方向。通过现代人类学理论对“绝地天通”的分析,认为中国古代宗教的精神渊源乃是巫术神秘主义。从周公开始的理性化之路即表现为对这一精神渊源的反对,以“德”取代神秘的巫术能力。孔子更将这一理性化推向极限,试图建立纯粹人本主义限度内的道德体系。但是,失去了形而上根基的理性化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所以,《中庸》和孟子回到中国古代宗教的巫术种秘主义,重新赋予儒家的道德理性一个形而上根基。儒家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的理性化道路,至此大致完成。     

“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现代技术创新的理性之思

现代技术创新现象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西方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和数理科学体系的形成是现代技术创新现象产生的前置性因素。数学语言作为科学发现的表述工具，赋予了科学解释和科学实践良好的预言性和前瞻性，是科学与技术能够产生直接对话的本质原因，人类因此才可能在技术层面上理解并利用自然，创造技术人工物。技术知识基于经验性的描述日益减少，基于科学性和数学语言的描述则越来越多，标志着现代技术创新的过程逐步理性化。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现代技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系统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技术程序科学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包括技术创新的社会需求导向和文化价值因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促进，现代技术创新现象基本形成。现代技术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结果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国的创新思维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创新力量，是推动人类技术文明自我革新的重要力量。     

“以学术为业”的深层旨趣

韦伯发掘了一条探索人类文明演化与社会变迁的独特学术路径,其“解释社会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探讨现代性的生成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说就是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之间确立一种比较与众不同的辩证关系.对于韦伯社会学的独特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借用“以学术为业”这一指称来点名其学术取向上的伦理叙事和价值观念之意味:韦伯的伦理世界观认为人必须在道德法则之下所形成的义务和在历史使命之下衍生出来的义务之间保持一种适切的张力关系,以求得世界和个人、上帝和俗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伦理在各种生活方式当中流转,最终只有“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起亲和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关于实然和应然关系的拷量,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现代和传统、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之关系.这样,伦理理性化理论对宗教意识和经济生活之间关系的考察就上升为对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关联的思考,正是这种致思取向决定了韦伯学术思想的深层旨趣.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建构和谐社会的难题

现代社会学试图通过推进社会生活理性化和制度化实现和谐社会的追求, 并为实现这个追求建立了许多理论学说和社会重建方案。但是, 现代社会学不够重视社会生活的感性基础, 忽视社会理性化和制度化的感性前提与根据, 以致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些方案流于逻辑形式。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社会理性化与感性存在的矛盾十分复杂,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广泛存在, 应当认真吸取现代社会学关于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得失, 有效地处理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化解建构和谐社会的深层难题。     

社会变迁中的价值观研究述评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研究价值观,我们得出:利益分析是思想研究逻辑的和现实的起点,利益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也是现实中影响人们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理性化和世俗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两大倾向,价值观既要理性化又不能被"理性化",既要世俗化又不能被"世俗化"。     

市民社会的理性化发展与法治秩序建构

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的生成发展离不开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而在当前中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理性化的明显阙如。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速我国市民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从而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