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国人与庶民社会身份的变化

周代的国人与庶民是最主要的社会劳动者,其身份的研究对于探讨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有重大意义.本文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力图说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国人与庶民的身份特征的变化,说明国人、庶民与宗族的关系.西周春秋时期所谓的"国人",皆为宗族之人.换句话说,游离于宗族之外的国人,在那个时期是找不到的.在我国古史上,族和国人几乎同时退出政治历史舞台,其间的微妙联系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     

国人爱说这些话

1.上别人家串门时。主人：＂你人来就好了嘛,还带什么礼物!＂2.公车司机：＂后面还有一辆车。＂3.饭店服务员：＂您要的菜马上就好。＂     

西周晚期“国人暴动”新论

西周晚期发生的“国人暴动”、驱逐厉王 ,是个不寻常的大事。本文对其历史背景和暴动原因进行探讨 ,认为这是自穆王晚期以来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总爆发 ,也是共伯和、召公虎等王室改良派大臣利用民众愤怒情绪精心策划的结果。     

国号与“国人”——石勒的政治取向与胡人地位的法制化

十六国时期羯人石勒建立政权时,顺应中国传统文化选择赵为国号,既体现了石勒的政治取向,也表明了与刘曜前赵政权决裂并与之争正统的意图与决心,但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石勒等人却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点。与内迁民族大多攀附华夏远祖不同,他非常高调地自名为胡,下令号胡人为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国人,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胡人的政治地位制度化;与此同时,也重禁胡人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勒对胡、汉双方的约束,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刘渊、石勒等内迁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胡人不能为帝王的藩篱,但内迁胡族的社会地位仍旧不高,贬抑胡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故而石氏对于有污名化倾向的胡之称谓又刻意回避,将胡物改名,从而有了史书讳胡尤峻的记载。     

仇池国人意识层面初探——以宗教产生基础及流布为中心

南北朝纷乱时期建立的仇池杨氏政权,由于狐疑权变的政权特点支撑蕞尔一国长达百年之久,故相关政治、地理等方面多为史学者所关注探讨。其中,涉及其国人意识形态部分的分析论述却相对较少。但这又是研究仇池国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文试从仇池国人思维意识层面切入,索迹从上古神话到原始巫傩文化再到宗教产生的脉络,揭示由此生发出的宗教信仰行为之根源,力图为研究仇池问题展开较大的思考空间。     

拓跋鲜卑"七分国人"述论

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是拓跋邻以自己兄弟的数目为前提对部落进行的一次整合,这次部落结构调整削弱了各部落的独立性,增强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凝聚力,是其能够维持稳定发展并最终建立国家政权的重要原因。北魏前期的“八部”或“八国”即针对“七分国人”后形成的八族后裔而言,并非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划。八部大夫和八部帅的设立是八部尊崇地位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体现,“八部制”甚至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核心“八柱国”的原型。     

试论晚清时期国人引介国外残疾人救助理念的努力

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疾人救助采取的是以收养为核心的消极的治标措施,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问题;而西方国家则主张在对残疾人进行收养的同时,尤其强调通过教育手段提高残疾人文化素质,提升其谋生能力,从而最终实现残疾人的自立自强,因此是一种标本兼治的措施。晚清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欧美及日本的残疾人救济理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将其引介到国内,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残疾人救助方式,并在社会上逐步确立了养教皆施的救助理念;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创了中国现代残疾人事业。     

“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

本文以珠江三角洲实地考察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该区域祠堂的演变作 若干的探讨。祠堂作为宗族制度的圣坛,它随着华南社会的发展而采取过不同的应对形式。 乾隆以降,珠江三角洲经济文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达于鼎盛,出现了大量以书院、书斋、 书舍、书室、书塾和家塾等为名目的词堂。其中有以“虚拟宗族”为背景的合族祠,也有 以家庭为单位而衍生出来的词堂。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正统的宗族文化在珠江三角洲风 土化的结果。它的出现,令气象森严的宗族制度发生局部的质变,推动了宗族制度在华南 的普及化。特别是后一种类型的祠堂,在珠江三角洲大量衍生并被传统社会所容受,是同 商品性经济崇尚个人的成功相适应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祠堂的这种演变,对珠江三 角洲经济文化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     

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

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极度腐败而亡国.其根源在于北宋开国初期所建立的一整套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宋徽宗手中的皇权以及以蔡京为代表的外朝和以宦官为代表的内朝权力恶性膨胀井恣意滥用.     

近代国人对外来新语汇的“迎”与“拒”

清末民初之际,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词语也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大批新词语融进汉语文系统.面对这一重要文化现象,迎受者有之,拒斥者有之,既迎且拒者亦有之,也有学者对其作了理性分析.而就历史的实际演进态势看,其基本走向是中一西一日语汇的彼此涵化.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论近代商人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发展演变

随着经济、时代的发展 ,以及新兴商人群体与商人社团的诞生 ,中国商人宗族在近代出现了若干由旧趋新的发展演变。其具体表现 ,主要是产生了由大变小以及封闭性日趋削弱、开放流动性日渐显现 ,旧的功能不断弱化、新的功能日益明显等过去所没有的新发展趋向。与此同时 ,商人宗族文化在形式、内涵及其影响等许多方面 ,也相应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无论是商人宗族还是其宗族文化 ,又都仍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落后的残余。     

试述抗战时期国人的西北开发观

30年代初 ,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直接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西北内陆地区对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 ,开始拟订各种西北开发计划 ,并着手付诸实施。但不久 ,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伸入到西南地区 ,西南大多省份随即受到中央直接控制。由于西南的局势较西北更易掌握 ,且建设的基础、条件也远非西北所能及 ,因此西南的建设逐渐取代了西北开发的呼声。“七·七”事变后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 ,由于重庆为陪都 ,并且西南地区有滇缅公路等国际交通要道 ,“国人始终把西南后…     

日俄战争前夕国人心态剖析--以《俄事警闻》文章为据

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对待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在中国,部分有识之士主张尽全力以拒俄;部分知识分子主张联日敌俄;清政府束手无策、无可奈何;部分普通百姓则麻木不仁.这种状况正是转型变化社会的一个特征.     

九州、五岳与五服——战国人关于天下秩序的规划与设想

九州的划分、五岳四渎的安排、畿服制的设想等等,都是战国中后期在天下一统的形势逐渐明朗的情况下,以网格化技术对王权大一统之天下秩序的想象与规划,其实质是把原来百族万国的、各不相属的异质的地方糅合为天下这个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把中国与非中国统合在万物一体的空间构架之内,根据对于中央的价值确定地方或边缘存在的意义,从而使天下成为神圣先王规划好并遗留给后世的不可分割的遗产,王权秩序的天经地义性因之直观而完美地呈现出来。这是战国儒家理想王制的骨架,是一种自负的、蛮横的大一统主张。尽管从来没有成为现实中的制度,它却把一种关于天朝上国的理念根植在了民族的想象和愿景里。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转型中的宗族与农民

宗族活动的重新活跃是农村发生的诸多变化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本文通过一个个案透视转型中的宗族与农民 ,从一个侧面去把握宗族转型的特点及其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瓦解与重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对农村宗族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亿万农民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逐步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附属于农村宗族的一系列因素逐步解体和转型,在新的阶级领导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解体和转型的因素或是消失,或是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定位和建构,并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项宗族与封建化进程探析

封建,是一种社会性质,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成熟和发展,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行政机构中严格的隶属和等级关系、礼乐的制度化;也促进了文化的成熟与发展,表现在佛教和儒教广泛传播及其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上的封建化成为党项封建化过程中与经济封建化同样重要的社会封建化的内容。而在党项的历史上,是以姓别为部落,因而宗族就成了构成党项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本文就是在部落宗族的层面上论述党项的封建化过程。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