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对德的克服——《三国演义》的人文意识略论

人们把《三国演义》看成“智谋大全”是有道理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作品无论写内政、外交,还是写军事谋略无?..     

王夫之论“立志”

<正> 王夫之一生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他特别强调“立志”,并对“立志”有独到的见解。古人云:“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中的一种坚持不懈的心理过程,是认识主体作用于客体、并改造客体的要求。王夫之认为:“志立于不易,则凡吾之所以析大疑,诘大难者,皆此确乎不拔之志,以帅气而行者也。“(《四书训义》卷二十七)“志”是统帅“气”而行动的一种执着不变     

怎样看待“进”和“退”

围绕着“进”和“退”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林彪、“四人帮”、康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一个“斗”字,大造“斗则进,不斗则退”的舆论。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也有一种“喜进怕退”的错误观念。似乎“进”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退”就一定是修正主义。时至今日,仍有人一听说“进”就兴致勃勃,一说是“退”就繁言啧啧。这种观念不清除,     

说“解梦”话“猜谜”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连续播送《红楼梦》讲座,“解其中味”。而有人就批评“解味”者是“猜谜”。被批评者总不正面回应“猜谜”之法对与不对。我则认为“猜谜”也是“解谜”,是研究《红楼梦》及其一切谜书、奇书的必由之法,舍此别无他路。     

谈文理的奇道与正道

兵有兵道,文有文道。兵道奇正相生,文道奇正辉映。一般兵道,“奇”是指用兵的变法,反映着战争特殊规律;“正”是指用兵的常法,反映着战争的一般规律。用兵打仗讲究谋略上的新奇。新奇,才能使自己行动于敌指挥官的思维天地之外,在敌人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和方向,用敌人想不到的方法,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功效。写文章的规律也是既有奇也有正,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为奇,必然为正。号称“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少时显露才华,颇有奇才,善驭奇道为文。传说王勃年轻时,有一次到南方去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孟子“四端说”的阐释——以退溪、栗谷与茶山为中心

关于孟子的四端说,中国的传统儒学者大都从心性、道德的层面来阐述,很少将四端七情并举。而朝鲜时期的儒学者们则大都将四端七情并举,在两者对比中阐述四端,并且将它们归属于理气问题。朝鲜性理学的代表人物退溪强调理气不杂,主张四端为“理发气随”;栗谷则强调理气不离,认为四端为“气发理乘”。而实学家茶山则与性理学者退栗不同,他对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四端七情论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从反性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端内德外”,认为四端虽内在于人的心性中,但仁义礼智四德却是行为之后出现的结果。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何以感通:“将心比心”与“主体间性理解”之辨

现象学社会学以“主体间性”“现象学还原”等概念或方法扩展了理解社会学的视野,对科学主义的主客二元思维也有纠偏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儒家视域下的“将心比心”与“主体间性理解”有一定相似之处,如“悬置”既定标准或规则、以感性直观达至共识性理解。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间性理解由对主客二元预设的反思而来,而将心比心则基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内外关系的认识;主体间性理解的“主体”是个体超越性的,而将心比心的“主体”是关系扩展性的;“面对他者”的主体间性理解以彼岸式的宗教精神为根基,而将心比心则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和扩展,其关键是“己心”的激发和外推。辨识“将心比心”和“主体间性理解”及其深层预设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行动的情理逻辑。     

韩非的“矛盾之说”是对立统一思想

<正> 一在中国辩证思想发展史上,韩非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第一次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抽象出了“矛盾之说”,把先秦辩证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韩非子·难一》篇中,韩非驳难孔丘时提出,孔丘一面赞美尧是明察善治的圣人,一面又以舜纠正尧在位时“耕、渔与陶”三方面弊病为理由,称颂舜也是很有德化的圣人,把有过失的尧和纠正了尧的过失的舜同时美化为“圣人”,这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不能成立的。韩非评论说:“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     

两条“反孔”材料

随便翻翻,发现了两条有关“反孔”的材料,很有点意思。一是宋庄季裕的《鸡肋编》讲的宋时辽、金入侵时对孔老二的不尊行动:“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金寇”反孔老二,是因为孔老二讲过这样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把“夷狄”得罪了。     

“文革”时期“评法批儒”与王船山研究述评

上世纪“文革”中后期,“评法批儒”中将王船山定位为法家代表,是船山研究史上的一次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个船山研究的小高潮,则是反倒退,拨乱发正,思想大解放运动。这次反倒退的思想大解放活动,充分表现了船山学术的魅力。     

孟子的“劳心”与“劳力”说小议

“劳心”与“劳力”的分工问题,是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信徒陈相辩论时提出来的。农家陈相主张国君应该一面种地自食,一面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不同意陈相的这种主张,因而相互诘难,展开争论。孟子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     

试析庄子的“情性”观

“情性”观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庄子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所以《庄子》内篇有以“生”代替“性”之例;而“情”则指人的喜好、厌恶之类的情感,是人主观思维的结果。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有生命即有性,而情则是后天的产物,有生命者非必有情。庄子后学则进一步认为“情性”为恶之源,这种观念与战国后期的性恶论接近。《庄子·盗跖》篇“强反其情性”,其意并非指强力违反其性情的美行,而是顽固反归私欲习性的恶德。     

儒家“无为而治”思想发微

“无为而治”是儒家最重要思想之一，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德治。儒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是针对最高管理者提出来的。儒家认为，最高管理者除了“德修于己”、“任贤使能”外，不需要亲自去做具体的事。“德修于己”，就能感化被管理者，因为是感化，而非命令，故而可谓之“无为”。“任贤使能”就是用别人来管理，而不亲自管理，不亲自管理就是“无为”。儒家还强调“以人治人”，即根据人的特点有差别地管理，也就是顺性而为，这样，虽有所“为”，而对被管理者来说，却感觉不到管理者的“为”。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秦简“士伍”的身份及特征

(一)“士伍”之称,在秦汉史籍中屡有出现,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对于“士伍”身份的断定,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早对“士伍”进行解释的是东汉的卫宏。他在《汉旧仪》中说,秦制“无爵为士伍”。而东汉末李奇则认为:“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李奇的说法不同于卫宏,按卫宏的说法,只要无爵位的都可称为“士伍”,李奇则认为“士伍”仪指那些被夺爵的人。三国曹魏时人如淳也认为“尝有爵,而以罪夺爵,谓之士伍。”这种看法近于李奇。唐人颜师古则进一步认为:“谓之士伍者,言从卒之伍也。”也就是说,“士伍”是对夺爵后为兵卒之人的称呼。此外,明代董说和清代沈家本都认为“士伍”不过是刑徒的一种。     

“待”字的训释与《逍遥游》的主旨——兼考《庄子》一书“待”字的用法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通“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文中“待”字究竟作何解释妥当?众多注家释为“凭借”、“依靠”之义。关于这一解释,不仅牵涉句中词义问题,而且牵涉全篇主旨问题。 “待”宇有“凭借”、“依靠”之义吗?查考《庄子》一书,“待”字用作此义的有几处: (1)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墨子“尚贤”学说所反映的时代

一、墨子“尚贤”和老子的“不尚贤”墨子所主张的“尚贤”学说,应当不仅指当时贵族阶级内部的选贤举能,而且也是从下层的劳动人民中间选拔贤能之士。《墨子·尚贤上》说: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有众贤而已。所谓“贤良之士众”,是他认为不仅有一二个而已,还应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国家才能够安治。贤良之士的来源,《墨子·尚贤上》说: 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辞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所谓“国之富贵人”,当然是指贵族。他们退而私议:现在举贤的办法是“不辟(即‘避’字)贫贱”。可知被认为贤良的人中间是有下层贫贱之人。     

“窃钩者诛”新解

《庄子·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成玄英疏:“钩者,腰带钩也。”恐非是。后人据此误以为:钩,极言其贱;国,极言其贵。窃小者反诛,窃大者反侯;益误。钩在此实指南方贵重之宝刀,《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既宝莫邪,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钩”即“吴钩”,与“莫邪”同为宝刀之名。徐锴《说文系传》引:“晏婴曰:‘曲兵将钩之,吴钩也。’”《汉名臣奏》:“近臣侍侧,不得著钧。”《东观汉记》:“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可见,“钩”为高级官员所佩宝刀,君王因其贵重,故用作赐品。且战国时虽严刑峻法,未闻有因窃衣带钩而诛者。《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用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其《法经·杂篇》:“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而《胠箧》“窃钩”上正有:“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窃“符玺”当诛,窃“钩”亦当诛,可见“钩”与“符玺”同为宝物,“窃钩”在当时已构成重大刑事盗窃案,其诛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