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历史地位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对比分析 ,文章认为 ,2 0世纪初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新史学思潮 ,有其特定的综合价值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但是 ,作为一种系统的史学主张 ,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

中国思维方式以“象思维”为主导,而西方思维方式则以“概念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可划分为本源性和实用性两个层面,当现实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实用性思维形式会发生变化,而本源性思维形式则倾向于不变化.这意味着,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国人能够在实用性思维方式层面实行转换,接受与之相关联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但在本源性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终极文化理想层面,却可能保持不变.这种可变与不变,一方面在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两个层面之间造成了一种错位和紧张,但同时也为基于中国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于外来文化的重构或再创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论实践思维方式在中国的确立

思维方式作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其变迁体现着文化的变迁.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最深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实践过程,而且也是文化过程.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心理结构和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思维方式在中国确立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论辩证思维与大学生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

思维是人类特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意识活动。人类文明、人类进步、人类一切创造活动,都离不开人类的思维活动。思维方式作为人类理性认识的方式,在历史上是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发展而不断演化和发展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论虚拟思维方式

在当代,随着网络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虚拟实践正崛起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方式。虚拟思维方式是在虚拟实践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再次实现了对实体型思维方式的否定,而且也是在当今时代对实践思维方式的确证,是实践思维方式在现代意义上的延展。虚拟思维方式是一种"如何是"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合成性的思维方式,也是高度个性化的思维方式。     

论生态思维方式及其构建

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思维方式发生生态变革,形成生态思维方式。这就要认识到,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产生思考的主体维、主导它的运行方向的观念维和思考认识事物的对象维三维互动结构。只有当这种三维调控结构都被生态关系的生态原理渗透时,生态思维方式才能完整地形成。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由主体维的生态意念与观念维的生态理性相结合而产生的生态思维理念,它可以主导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构建生态思维的基本方法,就是促进这三维结构的生态化。这些方法都会促使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坚持生态思维方式,推动中国的可持续性生态化发展或生态文明进程。     

论立法过程的思维和研究方式

谈起立法,人们总是想到它是一种技术性的设计过程,而很少想到它首先、并在实质上更多的方面是一种科学的发现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学界较多地注重对立法技术的研究、很少注意对立法调研的研究——比如,书市上不乏有关立法技术方面的专著,即难以见到有关立法调研方面的书籍;而且表现在许多有关立     

20世纪初西藏新政改革失败原因的制度分析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挽救危局,在西藏社会开展了旨在变革图强的新政开发活动;西藏地方政府最高统治者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受两次流亡的历史教训,从1912年开始推行新政;西藏地方政府的有识之士和“西藏革命党”组织也主张实行改革,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分析,造成20世纪初西藏新政改革失败原因的制度因素是：封建农奴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政教合一制度对社会变革容纳能力的限制;传统教育一文化体制对社会变革的抵制。     

论二十世纪前期人类学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体质调查及研究

二十世纪前期,一批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深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调查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分析

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其都市话语。 2 0世纪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价值取向表现为理想化、感伤化、批判性和世俗化态度 ,由于乡村他者的过滤作用 ,形成了新诗都市话语的特质与困境     

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

20世纪初的中国女界新文体,是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梁启超"新文体"主张与书写实践的示范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以女界革命的文思入文,使之产生特有的应用魔力;从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需要出发,打破古旧作文陈规,随心开放文体,使之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女子大手笔和难得一见的美文;采用与女子亲合的语言表述方式,使之对妇女大群"别有一种魔力".女界新文体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它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五四"时期、乃至以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发展奠定了有力基础.     

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长篇小说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因肩负反对封建农奴制和抵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而独秀于世界长篇小说之林.它重视文艺复兴和启蒙文学中冷静地观察、如实地描写、客观地反映社会面貌的现实主义传统,又表现出对充满人文精神的光明未来深深的求索.与西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所宣扬的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决定人的原则不同,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家承认个体的精神自主性,并把它凌驾于物质世界和周围环境之上,但不割断人和社会环境的联系,而是深刻地、精细地展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试析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社会主义大论战

20世纪初,分别以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就中国要不要、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到底以何种方式来挽救中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从严格意义说,这次论战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关于要改良还是要革命的论争,其中社会主义论争只是为了佐证各自的政治立场服务的,而且论战双方对社会主义究竟为何物,都存在着明显的认知上的不足。但通过这次论战,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20世纪历史思维中的“革命”观念

本文扼要讨论20世纪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的想象和研究，区分了当代社会科学认知革命的三种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在西方历史思维中革命既被想象为是社会发展的突变和质变，也被想象为终结于向旧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回归。20世纪中国的革命理念是在天命论王朝更迭现基础上，吸收了关于革命将通向社会演化更高阶段的欧洲理论发展出来的。本文也简要回顾了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对中国革命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认识。作者认为思想界曾一度在把革命看作是其本身表现了一终极完善政治状态，还是仅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途径上存在误区。对“革命”概念的正确理解有助于重构20世纪中国历史。     

21世纪初国内尼采哲学研究概述

对尼采哲学思想的研究多年来在国内学术界经久不衰,进入21世纪,研究越来越入微,越来越理性客观地接近尼采的文本去探寻和揭示尼采的真实思想及其思想指向。一、百余年来,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尼采哲学的形而上学及其性质问题。进入新世纪,学者们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研究更为深入细微,研究的视角更为广泛独到。有学者认为形而上学有着从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人性价值。形而上学的本性应理解为对现实的虚化与对未来的筹划,尼采揭示了形而上学的这种生活价值:“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尼采在瓦解了理念论的形而…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

“五四”前 15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轫期。主要表现在 :新思潮的涌现 ,构成了新的学术研究的社会需求 ;在文学研究领域 ,小说创作的繁荣促进了小说研究的发展 ;外来思想影响到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 ;传统文学研究依然有名家名作产生 ;文学史研究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