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中国周边竞争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主要围绕中国周边地区展开，呈现出战略打压态势，与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手段、特征等存在巨大差异。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美国以“打压假想敌”为出发点；中国以“经济手段”为主，美国以“安全手段”为主；中国的机制安排“开放包容”,美国的相关安排则热衷于构筑“小院高墙”、搞“封闭对立”。中美两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维持激烈竞争局面，两国的竞争模式将持续下去。面对中美竞争加剧，尽管中日韩加强合作的外部动力增强，但三国合作停滞不前，原因在于日本与韩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最为倚重的盟友。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周边外交上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发展与安全”,妥善处理美国因素。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突破安全战略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框架而来到一 个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和平宪法”的制约功能已岌岌可危，“专守防卫”正向“海外派兵”蜕变，“集体自卫权”被用作 “借船出海”的 工具。日本寻求军事崛起，势必打破东亚战略稳定与平衡，引发日本周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 动荡与调整。日本完全可以在非军事领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国际贡献” 。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与作用，宜以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求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前提。     

亚太形势新变化与中国对策

今年以来,亚太形势继续经历深刻而复杂的演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大国博弈日益复杂;部分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上升,选举政治因素凸显;领土争议和海洋权益纠纷激化,影响到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区域合作多层并进的态势继续发展,各种机制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形势总体趋于紧张,同相关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区域架构的前景呈现更多不确定,中国外交面临较大挑战.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尚处于亚太格局演变的初始阶段,并未根本改变地区格局和秩序,也未撼动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主题,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仍充分存在.因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推进“和谐亚太”及“和谐周边”的既定外交政策,不为挑战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同时因应时势在某些方面做出适当政策调整,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化解风险,扭转被动,塑造于己有利的亚太秩序和周边环境.     

中美博弈背景下周边战略环境变化与中国周边战略塑造

自2013年党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已成为共建命运共同体最集中的区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合作区域以及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和中国软实力辐射的重点区域。然而，2017年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乌克兰危机以来，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第一，美国以“印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环境进行双重塑造；第二，乌克兰危机给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中美博弈叠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发对华供应链重组；第四，周边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态度可能进一步分化。基于此，中国应围绕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目标积极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秉持“优先东盟，深化俄罗斯中亚，改善南亚，推动韩日”的战略思路，积极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举措上，加强开放合作，抓住“战略时间差”，将周边地区打造成新发展格局战略节点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区；创新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建构周边安全合作体系，妥善处理热点敏感问题；加强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韧性。     

敛合与分裂：理解亚太区域经济秩序的双重维度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敛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价值链的本地化与近岸化、自由贸易协定规则的整合与重组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部分趋同；分裂趋势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规则标准与主导权之争、供应链的安全化与“去中国化”，以及区域本土经济治理主体的弱化。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面对区域经济秩序的复杂演变，中国可采取经济多边主义取向、尊重东盟中心架构、维护区域治理理念和寻求合作契机四种路径推进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为中国经略周边、重塑周边、引领周边乃至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创造和平、稳定、有序的发展环境。     

正确义利观与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

正确义利观是我国外交政策理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用其指导中国周边外交不仅在于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多,而且在于周边地区事关中华民族复兴。从学理上看,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利益观”和中国传统“互利观”的超越。理解正确义利观的关键在于理解“义”和“利”的关系。“义”可理解为“讲信义”“讲义气”和“重共赢”。“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可分为“以义为先”“义利相兼”。在指导中国周边外交时,正确义利观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等原则。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抗疫合作取得了很好效果,增强了我国在周边地区的感召力、亲和力,同时有利于实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     

＂中国梦＂是对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梦”作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旗帜，是在实践中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化与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融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梦”的实现途径、行动指南与制度保障。对于“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需要结合具体的实际去不断地领悟与感受。只有理论上的自觉才有行动上的坚定，才能在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伟大实践中去圆“中国梦”，才能通过中国梦去传递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声音，从而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态势及其对策思考

本文首先对中日钓鱼岛和东海海洋划界争端的态势进行了总结归纳,指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呈现出进一步复杂化的发展态势,并对日本海洋扩张战略凸显的深层背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三点应对之策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日海洋权益争端,急需成立由国家高层领导负责的跨部门的专门机构,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进行战略应对,对钓鱼岛问题进行适度但不示弱的反应;切实加强对解决中日东海海洋划界争端的法律研究;继续进行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性原则为指导的和平努力,探索和平解决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新途径。     

浅析中国和平崛起中的战略平衡

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处理各种关系,平衡各方力量。在处理与周边邻国及美国的关系上,中国既要团结邻国,也要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权利,减少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海权和边疆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体两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是中国在亚洲发展的两条轨道。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网络信息安全与传统安全休戚相关,意义重大。     

“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与中日关系”研讨会征文启事

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深度调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战略思想、外交理念,以战略的高度和前瞻的视野因应国际环境的变化,开拓创新,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全面审视,而深入理解和梳理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及其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日本学刊》编辑部拟于2016     

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

我国学界历来把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要界定为诉求“特殊与差别待遇”之举。然而，晚近新兴国家不断崛起，与发达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趋于缩小。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开始向发达国家主张“平等与无差别待遇”。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可能意味着正在推动继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一度潮落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将再掀高潮。有鉴于此，学界在继续研究传统路径的同时，应更加关注此等新路径的开辟对和平发展之中国的意义，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参与重构更加公正之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基本态势。     

创造性介入：中国参与北极地区事务的条件与路径探索

“创造性介入”是中国学者在新时期提出来的一种中国外交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中国需要对北极事务实施“创造性介入”。当前北极地区的现状为中国“创造性介入”提供了活动空间，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介入北极地区事务，并正在进行身份、制度、技术等路径的探索。“创造性介入”的引入，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极地外交水平。促进了世界极地事业的发展，其“实践性”和“建设性”的理论特色，为中国和平崛起、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一种新思考。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政治发展还是“政治退却”——新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思问

政治发展是不同类型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国政治发展目标是人民民主。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发展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一定滞后性,这需要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中进行反思。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战略进攻”相比较,用“政治发展战略退却”来描述当今更为合适。政治战略进攻,脱离了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国情,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罗曼蒂克式的政治发展;从浪漫主义的政治发展经过改革、退却到不合格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一种趋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发展;从多元政治主体关系中谋求以社会主义政治为主导和定向的政治变迁,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和合主义的中国式的政治发展战略。     

The World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国建国60年来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中国道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后危机时代”我国石油进口战略及政策选择

石油是一项重要的战略资源产品,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国内需求不断增加,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也在逐步提升。当前我国国内的石油进口现状是进口量大、来源地集中且运输方式单一,存在着很大的进口风险。据预测,＂后危机时代＂我国石油进口需求仍将稳步提升,国际油价波动或将更加频繁,世界范围内的石油争夺将愈加激烈,由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关对策,化解风险并维持石油供应安全。在具体措施上,本文提出了＂二大重点,八项战略＂的应对方法。     

Reflections on China＇s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World History

中国的发展道路必然是和平主义性质的,这种和平主义虽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为其制订方向的;由于这条道路不可能依循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建制来为自己取得全部规定,所以它在批判地澄清现代冲突与战争之主要根源的同时,为中国和平主义传统的复活与重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中国发展的和平主义道路将具有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意义：它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     

“天安舰事件”后东亚战略形势与中国选择

"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美韩黄海军演是美国保守派在向中国摊牌并对奥巴马"新尼克松义"政策施压,这对目前基于远东雅尔塔法权体制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笔者主张中美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合作,而不应当寻求"零和"式的冲突。今天美国衰落的原因是美国财政已无力支持其过于庞大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目标已使美国对手林立并越打越多。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巨大的政治和财务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坚守遏制中国的"第一链条"。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只是在恢复半个世纪前已在雅尔塔体制中确定的中国合法权利,并不损害美国的雅尔塔利益。笔者建议,为了美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大国地位,美国应当放手台湾于中国,由此赢得亚太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和平。中国必须为此做好最坏和最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