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对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个人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企业培训、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培训,企业培训次之,个人培训最差;人力资本在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及工作经验均与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建议政府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意识和水平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转移.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现状及差异——以制造业为例

使用心理资本量表PCQ-24对苏州、连云港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状况进行了调查。通过对522份有效问卷分析,获得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的总体状况,分析了自信、希望、韧性、乐观等心理资本维度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技术等级、休息制度、企业性质和用工性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提出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资本,关注女性群体和离异者;转变管理理念,加强培训开发与薪酬管理;科学运用PCI模型,把乐观提升放在首位等改善该群体心理资本的基本思路。     

农民工职业成长及其个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259份问卷数据

基于浙江259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回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中培训次数和换工次数均对农民工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总务工年限对工资提升、岗位调整次数、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社会资本作用有限,仅亲朋好友间的联系频繁程度与被提拔次数以及聚会花费与岗位调整次数呈弱相关。韧性等心理资本因素对工资提升和岗位调整次数正向影响显著。     

工作回报、心理授权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

基于2012年初外出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探讨农民工工作回报、心理授权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同事关系方面满意度最高,发展机会和收入方面满意度最低;工作回报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心理授权中的工作意义和自主性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而,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两条路径:提升工作回报和心理授权.     

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中国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

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建设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常被描述成为不幸福的人.他们的幸福感知受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知?本文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工作过程中的工资收入与相待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企业管理者对农民工的尊重影响了收入与农民工幸福的关系:领导不尊重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员工幸福没有显著影响;在领导比较尊重员工时,农民工才可能因为更高一些的收入而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此外,农民工的幸福水平更高时,他们的工作绩效更高,离职倾向则更低.因此,企业管理农民工时应该注重培训基层管理人员充分尊重下属,这样才能够激发员工的幸福感,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农民工培训现状及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 ——以大连市调查为例

培训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环节.本文利用对大连市农民工培训现状的调查,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多元化培训特征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整体的培训参与率和培训意愿较高,但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有待提升、培训费用过高等问题.文化程度、月收入、培训主体、培训费用、培训次数和培训内容(职业技术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模式,是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力举措.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从积极心理感知和消极心理感知两个维度系统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整体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以强化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发挥社区优势以拓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健全心理健康疏导机制以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等,以保障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比较心理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收入和阶层定位的双重视角

构建"比较内容-比较理论-比较维度-心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省级匹配统计年鉴数据,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和阶层定位比较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民工幸福感受到收入和阶层定位在横向和期望值两个比较维度的影响,即相对剥夺与隧道效应心理机制是新时代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收入和阶层定位纵向比较却与农民工幸福感无显著关联.新时代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关注农民工不同社会比较心理机制的演变逻辑,促进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市民化.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

依据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收入和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就业倾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教育、培训、技术等级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务工时间2年以上、接受一般培训或者具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比相应对照组农民工的收入高出20%、9.30%、11.49%和7.60%;教育、培训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技术等级或者接受培训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相对应参照组进城务工人员的发生比的2倍左右。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综合效果评估

运用2008年《教育救助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流动》专项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较高的收益率,甚至高于学校教育的收益率,但只有中高等级培训才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2）培训与否以及不同层次的培训,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均未带来显著影响;（3）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288名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婚姻挤压较为严重,并且受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在该群体寻找配偶过程中,对自我感知择偶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为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分别为住房、消费与交通工具;对遭受挫折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收入、住房和工作状况。因此,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保障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城市住房需求是解决该群体婚姻挤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