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岛屿国家联盟的内部机制——以国际气候谈判立场为分析起点

气候谈判问题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气候、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多重博弈。在松散的组织和复杂利益下,传统阵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破碎和重组必将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力量,研究其联盟内部的差异性对于当前中国扭转在气候谈判中的被动性,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的力量有着重大意义。本文通过对小岛屿国家联盟内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地缘政治情况和不同的对外贸易情况进行归类,明确不同类别国家的不同立场,进而提出中国相应的应对策略。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国际定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进而采取何种外交战略,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治理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本文在对国际定位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前国际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为中国外交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首先要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并重视负责任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身份。基于"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定位,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既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目的,也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世界目的。鉴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强国"的复合身份现实,中国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绝不能轻言放弃,既要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尽力而为,同时又必须谦虚谨慎、量力而行。     

试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家集团及其影响

国际气候谈判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谈判中 ,不同的国家及国家集团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到国家利益 ,因而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合作中既有南北矛盾 ,也有发达国家间的内部分歧 ,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出现了分化趋势。文章指出 ,发达国家率先采取实际减排行动是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前提 ,也是化解南北矛盾与分歧的一种有效方式。作者认为 ,各国家集团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做出某种“妥协”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境与展望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和团体共同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应运而生。谈判充满矛盾、挑战和博弈,尽管形成了减排温室气体的共识,但仍有＂搭便车＂现象,谈判一度陷入＂囚徒困境＂,存在着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国际气候谈判受到气候、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应当寻求国际合作,民主协商谈判,尊重国家主权,借鉴天下理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多维视角下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气候援助

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气侯援助在中国气候政策中具有多维定位,包括缓和双方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分歧,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对《巴黎协定》的严格履约,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规划,以及将中国国内发展外溢为国际公共产品,体现中国的大国责任。南太平洋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需求也存在提升生存能力、产业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三个维度。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气候援助应该具有"精准援助"的思维,即将援助内容与对方需求精准对接,以自身发展带动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实现中国整体气候政策与南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巴黎协定》、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的京都模式以效果不彰为突出特点。在京都模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多边气候谈判的阵营开始分化重组,各方的规范认知开始逐渐变化,多边框架外气候治理机制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5年的全球气候谈判最终取得《巴黎协定》这一重大成果,打破了自本世纪初年以来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困境。《巴黎协定》形成了减排义务和分配原则的制度化新共识,从而使多边气候制度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从南北二分转变为在责任共担的精神下自愿减排。与此同时,《巴黎协定》赋予了多边框架外气候治理机制合法性,为全球经济的低碳转型注入新的政治动力,并将激起大国围绕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规则等议题的新一轮博弈。为了应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中国应同时在"适应"和"塑造"两方面积极努力,既加快自身改革,又要积极参与《巴黎协定》后的气候治理进程。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以中国和印度为比较案例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大国,通过双层互动而逐渐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回应系统内外的环境压力。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反馈效应亦再造/强化了其集体身份,使新一轮国际—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获得势能,从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生活的动态运行。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我国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路径思考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注重单元层次的分析,强调国内结构偏好对国际层面的影响。多边气候谈判接连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将国家视为功能相似体,忽视了单元层次的差异。借鉴国际贸易多边与区域并进的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单元层次合作应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中、美、欧盟与印度等主要排放体之间的合作是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达成合作协议的关键,有助于上升到多边减排制度安排,或与多边合作互为补充。在提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值并且争取早日达峰和削减60%~65%碳强度减排目标后,减排已成为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社会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应在巴黎气候会议之后化被动为主动,汲取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教训,坚持多边与双边合作并进,强化与其他国家在气候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打出既有"大集体",也有"自留地"的组合牌,积极推进巴黎气候会议之后的减排举措。     

气候安全威胁美国的国计民生

本文通过在美国访问期间所作的《美国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数据报告,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来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安全和间接安全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它本身带来的生态威胁,由其所产生的国际冲突、资源争夺和国际干预也对美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问卷结果显示,气候变化在中长期（至2025年前后）将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比较重要的因素,美国国内对于气候安全的共识将会逐渐加深。美国对气候安全政治化和国际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深入,这会给未来美国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新的动力。世界各国应对美国的气候外交有所关切,并在合作中进行积极应对。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

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的交互作用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国际贸易对减缓气候变化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和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影响国际贸易的运输链。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我国应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复杂关系,采取相关措施,关注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的新热点。     

温室气体减排与中国的环境外交

在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展开了复杂的斗争。作为世界上现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增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如果要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那么应该也能够为国际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国应以温室气体减排为契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成我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指导原则。     

ANT理论视角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分析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而动态构建的异质网络过程。在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过程中,各方通过博弈,或用本国语言来表达别国利益,或成功转译别国利益,或本国利益被他国转译,体现了行动者网络中各行动者为达成整体目标利益而进行的复杂协调,从而维护整个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恰恰是转译模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转译模型为基础,各方达成共识,完成利益转译,实现联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协商与妥协,同时积极寻求客观公正且富有社会和政治激情的联盟代言人或代言团体,正是绿色气候基金各成员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就必须技巧性地转译别国利益,尽可能多地吸纳同盟者,并设法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网络代言人。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研究综述

协同效应研究是近年来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的重要研究领域,为量化评估和统筹制定面向区域大气环境管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性政策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逐渐成为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的重要政策工具。协同效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进展,包括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的定义阐述、模型建立与案例分析等方面。国际上对于协同效应研究已经进入了由科学研究向决策服务的阶段,是服务区域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学基础。相比之下,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协同效应研究,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加强协同效应研究,对于科学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北极身份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北极暖化的影响下,北极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关注的焦点。在逻辑上,中国北极身份决定其北极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北极利益的阶段性特征。"非北极国家"和"近北极国家"身份并不能满足北极经济利益特征要求,相比之下,"利益攸关方"则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塑性。但是,中国"强双边外交+弱多边外交"北极外交实践模式与北极问题之间存在应对缺口。鉴于此,从不同层面优化北极身份是实现北极经济利益与"和谐北极"目标的有益途径。     

“保护的责任”的运用及扩散——以规范的发展过程为中心

当今国际社会从未停止过对人权和主权之间张力的反思,"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应运而生。这一尚待完善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以国际关系规范理论为基础,可以分析"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新规范的过程。本文以中国为例,考察了"保护的责任"在中国扩散的原因以及中国如何灵活地处理这一规范与"不干涉主义"之间产生的张力。由此分析可得,国际规范的创制和扩散是国际社会与个别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本身对规范背后的价值认可至关重要。     

国际海运减排博弈：中国如何规避“碳陷阱”

国际海运减排是环境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国际海运减排博弈现状入手,提出＂碳陷阱＂的概念并进行理论解析,在深入剖析国际海事组织的海运业减排约束机制及其法理性原则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海运减排方案及实施模式,提出中国规避海运减排＂碳陷阱＂的对策。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几个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气候变化已经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问题转而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国际斗争问题,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IPCC报告及其他不同意见。坚持＂节能减排＂的国策,大力降低能耗,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在国际上,我国必须力争应有的排放权和发展权。必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