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何以名墨

<正> 九流十家,家各有名。其名何义?除墨家外,大都有了定说。“墨”义为何?前人也曾有所探讨,如诋毁说,就受到人们的重视。主此说的可以刘节氏为代表,在《辨儒墨》(见所著《古史考存》)文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墨”不是好词,既是一种刑名,为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之一,又是“贪以败官”之义的表现,而且它还表示丧服,古代对刑徒就叫做“墨者”。像这样一个坏词,决没有人会把它用做自家学派的名称,这是仇家诋毁之词。即如墨子之名翟,翟与狄同为一字,也有诬蔑之意。说到仇家,儒墨互相攻讦,孟轲以墨为无父,甚至詈为禽兽。所以这“墨”之称,翟之名,都是儒家所加的诋毁之词。至于何以《墨子》书中又自称墨者?这是由于该书为战国时人所转述,当时称之为墨的情况已经普遍,其后学也就接受下来而自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     

先秦诸子论为言之道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而一个人的荣辱成败生死,又何尝不往往系之于言.所以注意为言之道由来已久.古文《尚书·大禹谟》说:惟口出好、兴戎”(嘴是能交好于内外的,但也会兴起战争).这种说法比人们常说的“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少了点片面性.春秋战国还有一则“金人铭”的传说:“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人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说苑·敬慎》)是否有此金人,这金文之原文是否如此通俗易懂,难以详考.不过,《周易》之爻辞不假是确凿无疑的,其《坤》卦卦名即地:“地何言哉?”“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扎住口袋叫“括囊”,比喻不说话,不说话自然无害、也不会招来什么赞誉,主要意思是最好免开尊口,免得招惹麻烦.《周易》渊源在周之前,可见早在当时已很重视为言之道了.     

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     

《庄子》辞语意象手法略论

鲁迅先生说:《庄子》一书“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确,在当时,雄居百家之首;而对后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写作手法上,更具独特的创造性。对此,我们应该作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1《庄子》写作手法,在其《杂篇·寓言》中,也作有这样几点简单说明:即“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这就是说,“寓言”十分之九,是假托;“重言”即庄语,才直接论述其观点;“卮言”即零星之言,就任其自然贯穿全书。这     

先秦诸子散论言论常态

言论，有高深的理论和日常普通浅显议论之分。这里我们只摘录分析先秦诸子对于后者的论述，且只限于政治言论常态。 一孔孟所谓的“知言” 《论语》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是：“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这里的知言。知人，是指一个个的人与言，还是泛指社会整体的言与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倘联系上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以及从《尧曰》整篇看，显然是既指具体的言与人，也指整个社会的言与人。孟子对于“知言”之论，就详细些了。他对“何谓知言”的回答是：“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读庄臆断

一、不是“悲鸣”,是反对蛮干《庄子·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关锋说:“‘日凿一窍,凿之七日而浑沌死’——就是说,世界要毁灭了。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垂死的反动阶级的悲鸣。”(《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第265页)庄子的本意果真如此吗?关于这段寓言,胡朴安在《庄子章义》中说:这一章“言有为之害。必至戕物也。浑沌本不死,凿之而浑沌死,有为者败之。天下事大概如是也。”胡朴安的评论比关锋的胡诌高明得多。     

“五经”定本前史论略

今人案头的“五经”(《诗经》、《尚书》、三《礼》、《周易》、《春秋》)成书情形颇为复杂,大略言之,它们是在战国间系统化,秦汉间方成定本的(以后还不断有所修改,甚或有“伪书”窜入)。然而,“五经”所包蕴的文化内容却来源于更加久远的年代。我们可以把战国之先称作五经的定本前史。本文试图清理这段“前史”的脉络。《汉书·艺文志》说,《易》的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三圣”指画八卦的伏羲、作爻辞的。周文王、作易传的孔子;“三吉”,指上古(伏羲之时)、中古(文王之时)、下古(孔子之时)。①如果把这     

《黄帝内经》的唯物论思想

一、《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考《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说明西汉时代已有此书。但究竟成书于何时,尚无定论。《黄帝内经》为什么称“黄帝”呢?《淮南子·修务训》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反映了秦汉时代“尊古贱今”的习俗,著书立说总要托名神农、黄帝。《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大概都是这类托古之作。晋代皇甫谧认为:《黄帝内经素问》“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甲乙经》序)明代方孝孺也认为:《黄帝内经》“出于战国,秦汉之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文心雕龙辨疑——《总术》十条

1.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这是晋宋年间作家颜延年(名延之)说的话,不见于现存《庭诰》,应为已佚的文字.就彦和所引诸语视之,颜氏对文章著述的分类不同于当时通常的归纳,即不取两分法分为“笔”和“文”,而是作三分法分作“言”、“笔”、“文”三类.“文”指有韵文,颜说与两分法所称之“文”是一致的.不同处在于他将通常说的“笔”,又分为“言”和“笔”两类,前者指无文饰之作,后者谓有藻饰之文,所以这里说,“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熊伯龙无神论思想渊源及其历史地位

熊伯龙的无神论思想主要来源于王充。他虽然自幼不信鬼神,但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且从儒家经典《中庸》、《易》、《尚书》中不但没有得到无神论的启示,反而使自己“疑而不决”。他说:“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徵矣’。”他读了《论衡》之后,“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     

论祝融及其后“八姓”

楚祖是祝融，不但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楚人自己也承认。这是历史事实，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把文献中有关祝融的记载综合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许多矛盾，不易处理。在《海经》中，关于祝融就有二说，一说他是黄帝之后，另一说他是炎帝之后，这就影响到楚族的来源了。在黄帝之后的说法中，还讲重黎和吴回兄弟都曾居火正“为祝融”；不但正式否定了祝融是人名，连楚祖是重黎还是吴回，也成了悬案。再说火正，有的说能“光照四海”，简直是太阳之神，有的说是五行之神中的火神，显然两位都不是人。至于祝融的“其后八姓”，另一说是陆终六…     

《口技》中“会”字的注释不准确

初中语文第三册《口技》小“会宾客大宴”的“会”字课本与《教学用书》均以“集会”作注。“教学建议”又说“会”的“适逢”又与今义略有差别，则又与注释不一致。笔者认为在此应是“恰巧、适逢”之义。原注脱离h言环境，把多义词“会”单义化是不妥当的；且把古词本身具有的含义说成是占今义略行差别，也是不准确的。《辞海》中对“会”什11）的注释有问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义项是“合，聚合；会合”，这是基本义。与之们近的是“集合”义。但《目技》的“会”是口技表演者的行为动态，据上正文意，应是“正好碰上”或”恰巧遇上”的意思…     

“题旨情境”渊源综谈

<正>陈望道先生概括总结的“题旨情境”说,可以说主要是古代修辞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我们在古代的浩瀚经解、文论、史论、诗话、词话、曲活、笔记中粗略地爬梳剔抉,就会发现许多零星的然而又是闪光的有关题旨情境的论述.这些零珠碎玉似的论述,就是“题旨情境”说的源头和端倪.如果我们不以史而论,而以专项梳理,还会进一步发现,这些论述不仅涉及面较广,还颇具一定的系统联系.(1)有关题旨的论述“意犹帅也”.“主题”,古代称作“主脑”.“主题思想”,古代称为“意”.对于主脑的性质和作用,古人有过很多论述.比如,黄子肃说:“意者,一身之主也.”(《诗法》)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闲情偶寄·结构,立脑》)清代文学家刘熙载采用“主脑”的说法,进一步阐发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艺概·经义概》)这些说法说明主题思想是“作者立言之本意”,它可以“一言蔽之”,加以高度概括.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姜斋诗话》)刘?     

试析义山诗的词化特质

缪镇先生在其《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一文中曾提到：“晚唐诗人，温庭筠与李义山齐名，温之诗不及李，而于词则颇努力，建树甚卓；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义山诗的“词化”问题。在此之前，先要明了诗、词二体的特质及其区别。诗在很早就形成了以言志为主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哀乐之情动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见于言。”可见，诗是表达人内心意志和情思的，属于人显意识中情志的活动，而中国传统诗歌的情志又常含有一种伦…     

《山海经》的荒诞与科学解释

同《周易》一书一样，《山海经》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为奇特的一部。关于它的性质，作者与成书年代及其价值，虽历来众说纷坛，却论之者颇多；但对它的“荒诞”，至今学术界尚未作出理想的科学解释。为使《山海经》的研究走出迷茫，今笔者不揣浅陋，试力求给以合乎逻辑的解释。其说当否，恳请方家指正。《史记·大宛列传》载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不仅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经》所有怪物”，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了“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论衡·谈天》也说《山海经》“为…     

淳于髡著《晏子春秋》考

<正> 《晏子春秋》汉司马迁、王充认为是晏婴所撰,隋、唐书《经籍志》亦题作者为晏婴。唐柳宗元则认为是“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引起人们对其学派归属、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的争论,至今未能解决。我认为,《晏》的作者当是战国中期齐之稷下先生淳于髡。谨考说如下。一、《晏》成书在战国中期     

文心雕龙辨疑──《史传》,十三条

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别，一方面奉侍君王左右以听驱策，另一方面又有记言记事的不同司职。究竟记育记事左右史怎样分担，古籍所载各有不同，正好又呈相反的情况，带来了本条两句所述确否的质疑。这里先列两种说法──《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徐斡的《中论·虚道》也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春秋左氏传序》的疏文不仅说法相同，而且还说明了左右史分职的原因：“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另一说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