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书写与立言:诸子学派文本的经典化

诸子立言文本具有学派性质,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在口传与书写两种方式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内在的矛盾。礼崩乐坏促使经典的形成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过渡。而进入书写时代的诸子,在力图实现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却仍然重视口传,并把口传作为文本的基本阐释方式,由此扩大了学派文本的影响力,在文化记忆的延续形态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转变的过程中,为学派文本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信仰: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内在力量——以江苏省芦墟镇刘王庙“赞神歌”活动为个案

口传文学的生存在当下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何保护口传文学的活态传承成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处于同一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吴语山歌与赞神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表明信仰是支撑口传文学传承的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在保护口传文学传承的过程中,若能将其"引入"民俗、信仰的场域,无疑是口传文学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     

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往往用认识方法研究民间文学的文本实践问题,认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和语境是彼此游离的。21世纪引入的表演理论和口头—程式理论,也仍被多数中国学者理解为一种理论认识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而忽视了民间文学转向实践科学的可能性。从实践研究的角度看,民间文学的文本实际上是人们用民间文学的不同体裁进行叙事的表演行为本身。表演就是体裁叙事传统的互文性通过表演行为具体化为动态文本的实践过程。只有把民间文学文本还原为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体裁和人共有的形式意志、表演者和观众的责任伦理以及民间文学的实践特性才能被彰显,民间文学表演的"这一个"文本和采录的"这一个"文本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实践上的澄清。     

现代西部文学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传统的中国西部文学主要以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口传史诗及其他形态的民间文学创作为主,但自近现代以后,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口传文学,并最终形成了中国西部文学的繁荣局面.     

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

几乎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构成其文人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资源或推动力量,而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野。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其原因首先在于满洲民族入关的历史性迁移使满族在地域上分割为原驻地与迁徙地两大不同的区域,也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其次也是在汉文化的涵化作用下,满族民族文化包括其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结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中的口述档案

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以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受这种隐蔽、师承方式的局限,其生存状况十分脆弱。非物质文化"群体记忆,口传心授"的传承特点,决定了口传资料、口传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鉴于口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主导作用,口述档案的定义不易过窄,应该涵盖"口述历史、口述资料、口头传说、活档案"等口述资料。否则,对非物质文化保护不利。     

论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民间文学不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其文本形式不能被纳入文学文本的结构体系中.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需寻求独立的方法,应坚持文本的非固定性和开放性原则,在不同的生存语境中分析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应注意文本存在的具体语境与文本间性,坚持互文性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祀谱”、“世系”与史诗——对《诗经》“史诗”诗体源流及演述方式、文化场域的考察

近来学界对史诗的研究日趋热烈,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民族史诗文本的整理和演述过程的描述上。因为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史诗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诗经》"史诗"诗体的来源,华夏族史诗与边疆民族史诗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帝系"、"系世"即是讽诵于祭祀仪式的口头史诗的文字形态的"节缩本",它们最初不具备合乐演唱的条件,只是口头史诗表演者的"提示本"。甲骨刻辞中的"祀谱"也是此类。《诗经》中的周族史诗只撮述故事梗概的文本特点是在接受了节缩后的"提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传统的早熟。在书写传统的过滤下,大量的口传史诗湮没在文本定型的背后。这也是上古时期华夏地区族群史诗流传较少的深层原因。     

非遗保护的一个认识误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各级"非遗"名录的申报和项目保护上,口头传承的"民间文学"类陷入了一个误区。许多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进入国家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只有84个,占全部1028个项目的8%,与20世纪80年代搜集记录下来的民间文学文本(故事184万篇、歌谣300万首、谚语700万条)和民间实际的蕴藏量极不相称。20世纪80年代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五个大区的91个"常见故事"和"故事类型",一个也没有被地方申报,故而一个也没有能够进入名录,从而得到国家层面上的保护。民间文学传承人只有32名,占全国进入名录的777人的4%。许多著名的作品没有进入国家级名录,使国家级名录的权威性受到损害。这些亟待在理念上和实际工作上作出调整。     

意义的自由度与同一性——董仲舒哲学中的经典和诠释问题

董仲舒确立了五经文本作为"素王之文"的经典地位,使其获得了形而上的天命依据并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资源.通过对五经文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区分,董仲舒的经典诠释在面向新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兼顾了先秦以来儒学传承的历史延续性.通过对五经文本书写方式的探讨,董仲舒思考了五经释义和现世王权之间的制衡问题.     

"丑陋"母亲:走出"母爱神圣"的神话——对中国现代文学一种"反母爱"主题的审视

书写"恶魔"般母亲、审视丑陋母爱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另类现象。此类现象体现在许多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意识更为自觉的张爱玲的创作文本中,构成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审视这一"反母爱"主题,可以发现其蕴有丰富的社会、人性、历史内涵和提升女性文学价值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探析

人类的记忆行为至关重要,它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塑造个人.文章借助记忆理论探讨了文学与记忆的亲缘关系,指出在用文字建构的艺术王国里,文学与记忆并肩而行,作家用文本书写和传承记忆,又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文本.在对传统与信仰的坚守中,文学与记忆形成了最坚固的联盟.     

民间文学重要传承人的特征及采录技巧

民间文学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为纽带直接传承延续下来的,重要传承人主要是指具有较高民间文学讲唱才能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民间歌手,他们在民间文学传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今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重点就是要发现和保护民间文学重点传承人.     

论《杨林》与“烂柯人”中的不自然时间

在《杨林》和＂烂柯人＂这两个文本中,其故事时间的独特性表现为＂叠合式时间＂,即文本中不仅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故事时间,而且这两种时间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应关系。这种独特的时间书写在以往的叙事认知中被当做是表达主题的一种策略手段,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不自然性。结合不自然叙事学的相关理论来探讨这种不自然时间的书写,将会为理解这类古典小说文本提供一条新思路。     

《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序》的书写体例问题

清华简《芮良夫毖》开篇四十字系先秦"诗序"遗存,其诗学性质与《毛诗》"小序"相当,可以称为《芮良夫毖·小序》。序文的主要部分采撷或化用诗篇文句组织而成,其中对于诗篇的说解,不仅仅深入诗篇文本,而且对于诗篇的创作背景也有交代,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篇。这种书写特征在《毛诗序》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考较《芮良夫毖·小序》与《毛诗》"小序"的书写体例,讨论早期"诗序"的若干特点,对于先秦时期《诗》学传承的勾勒,乃至进一步探讨《毛诗序》的形成过程大有裨益。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前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三种基本路径:经典文本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从"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在解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诠释"、误读的倾向;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辩护"和盲目追随的嫌疑;在探索"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的实践中,不免陷入由"回到马克思"而"停留于马克思"的窠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迫切需要对现有研究路径进行反思与匡正:将文本书写逻辑前置于文本解读逻辑,以文本承载的马克思思想为文本解读的核心内容;辩证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其问题意识并透视其开放性;实现从"理解马克思"到"运用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研究新路径,形成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困境的理论意识自觉。     

民间故事的语言风格与科学价值

民间文学是人民口头的语言艺术,确切地说,是各族人民群众的口传文学。因此,民间文学的语言就必然反映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独特的地方风格。研究口头语言的风格与科学价值,是民间文学工作者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本文着重论述散文体民间文学的语言问题。 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实践看,韵文体和俗语体的史诗、歌谣、谚语、歇后语、格言等,因其语言定型化的特征很强,在记录、整理中很难随意改变的。比如河北丰润民谣《大     

也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首先应当以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正当利用等基本原则为出发点。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既要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 ,又要保护已经形成的作品 ,相应地 ,表现形式或艺术风格以及作品的权利主体均享有一定的权利。但对权利的行使必须予以一定的限制 ,否则 ,将会妨碍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 ,造成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损失。     

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

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构建的进程,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民间文学在表层政治权力话语的影响中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深层运作的理论自觉,在这两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张力,逐步酝酿并形成了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口头性"话语。     

“革命”旗帜下的“罪”与“罚”——“红色经典”中“复仇情节模式”研究

"复仇"作为传统母题之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的文本中有着不同的书写模式,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文本及作家。传统复仇文学中的复仇书写常常遵循"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的三步走模式,在"红色经典"文本中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为富必不仁——投告总无门——武装革命"的新情节。这是传统复仇文化与现代阶级观念合谋的产物,同时是作家自觉地放弃了某些独立思考与追求配合政治宣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