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边界"之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间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之争绕不开如何理解"审美".正是这一点,实实在在地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边界"论争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经过"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讨论,既有文艺理论话语和文艺理论学科已无法再保持其固有的格局,话语转型与学科重构已无可避免.学术研究与文化现象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如何同步?学科设置与学术研究究竟孰轻孰重?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由于文学"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而再次得到人们广泛思考.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美学困局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个伪命题,真正存在并值得讨论的是"日常生活非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审美与艺术的自我放逐。它以逃向日常生活的方式重返日常生活,不但没有解决美学所面对的虚无主义的内在焦虑,反而加剧了这一焦虑。"日常生活审美化"体现的是期望掩饰虚无灵魂的努力,误以"拟象化"为"审美化",而且在反对"唯美为尊"的同时,也反对"以美为宗",最终使得美学研究陷入困局。要走出这一美学困局,则必须重构日常生活,重构审美与艺术,以审美与艺术作为日常生活的救赎。     

道德意识形态的超验建构及其历史纬度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由此推定的价值形态即社会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是以超验的方式反映"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及其"物质活动"过程、以假定的方式干预和调节社会生活包括人的行为和心态的.这决定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必然内含"悖论基因",在其提倡和教化的实践过程中会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普遍的道德悖论现象,并相应形成道德悖论直觉和知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悖论即所谓"道德失范"及由此引发的"道德困惑",具有某种"全人类"的性质,它是快速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传统理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由此建构的"道德模糊性的时代"和"生活在碎片之中"的伦理境遇,要求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理,构建道德意识形态的合理纬度.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人诗意地栖居":论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向生活世界回归"是当代审美的大趋势.这一趋势反映于现象层面,显现为艺术活动领域内"美的消解"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美的泛化";反映于观念层面,亦有主张审美与生活经验相结合、倡导"环境美学"以及鼓吹人的"审美化生存"等不同的取向."审美回归生活世界"与时下流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之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后者属"审美回归"的重要表现,而由于其孳生于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土壤中,有着明显的商业化运作与传媒控制的背景,又常会给"审美回归"带来某种程度的"异化",需要加以警惕.审美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它拓展了审美活动的领域,改变了审美活动的方式,而最根本的乃在于凸显了美的本原,对审美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进而为审美化人生的构建创造着前提,且预示着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型态的到来.     

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     

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

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代表了过去的悠远和辉煌,亦在于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存在样式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时,就不仅仅是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一种历史性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要立足于现代及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而非传统或"传统主义"问题,进而从中寻求一条可以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纽带以及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依据.然而,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却经历了诸多的波折与坎坷,与此同时亦完成了研究范式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向.     

传统伦理开掘与施教方法改善——论我国青少年传统伦理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青少年的伦理道德教育是现代人类文明化进程中一个共同的历史性课题。作为这一课题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伦理传统与新生代文化立体亦即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之间的联系问题,或者说是文化后代如何承袭和对待其民族之本位道德传统的态度和方式问题。然而,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又必须看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客观事实:随着现代文明的日趋发达,文化后代自身的素质、他们的生理—心理结构、情感体认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特点等等都发生着新的变化,其中,他们在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传递中的角色已显示出愈来愈强烈的主体选择性特点。这一事实无疑给青少年传统伦理教育的课题研究增添了复杂性。 中国素以道德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深厚悠远的     

中国美学三十年:问题与反思

从1978年开始的"美学复兴"到而今的"再次复兴",中国美学"基础研究"的成就首先体现在从西方美学史到中国美学史的专业研究方面。在这三十年间,美学界出现的重要学术热点渐次为:"共同美"论争、解读"手稿热"、"主体性"问题及其大讨论、对"实践美学"的广泛认同、"实践与后实践"之争、"审美文化"研究与"大众文化"批判、"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新思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艺术终结"难题。亟待反思的遗留问题主要是:首先,美学原理的建构如何走出"实践—后实践模式";其次,西方美学史研究如何补上"分析美学史"的缺失;再次,中国美学史研究如何寻求到新的写作范式;最后,美学如何直面"生活和艺术"的问题并加以解答。     

道德代价的经济基础论

分析当代中国的道德代价,必须看到"经济基础"的作用。要否定离开经济谈道德、离开道德谈经济的割裂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保证道德代价问题讨论的物质现实性;要避免机械地谈论经济决定道德、道德反作用于经济,而是要看到经济与道德的矛盾统一在道德代价生成中的作用;要对"经济基础"进行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分析,考证经济活动、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发展、经济形态在道德代价滋生中的具体作用;要以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共同标准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凭一种空想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人类社会发展,轻率得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抑或道德进步的结论,也不能以纯粹客观的经济增长标准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置道德代价问题于不顾。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     

论道德合理性

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探讨和建立道德合理性机制正在成为现代道德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合理性作为表达人性实现状况的基本范式之一,表达了人性实现的状况。作为一种对社会生活进行价值调节的工具,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运行机制。在道德合理性机制的调控下,人们从"身体"开始,通过以劳动为前提的"享受",达成"尊严"的生存目的。     

先秦时期的休闲思想与休闲智慧

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休闲主要指心理层面的"心闲",其与人生意义生成和文化创新密切相关。先秦道家"返归自然"的思想及其实现的审美化路径,成为道家休闲哲学关于内在自然人性的回归的滥觞;先秦儒家关于休闲理想、休闲与道德以及终身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中国休闲文化的另一途径。两者对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艺术和美学影响深远。     

文艺大众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文艺大众化"问题,走过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在启蒙时代(现代),文艺大众化是少数知识精英"化大众"的口号,体现的是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趣味,具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后现代,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原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它颠覆了启蒙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的精英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转变.当然,后现代的"大众化"并不完全等于文艺的大众化,它是资本刺激消费欲望、实现增值的策略.     

论“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

"耻"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范畴和重要方式。在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向度里,耻的哲学建构方式和价值存在方式、伦理约束方式不尽相同。耻在儒家那里不仅被建构为人之本体性存在之伦理性情(内部世界),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将意义世界(内部世界)与生活世界(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体现一种"内外"相通的伦理精神。而在西方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以神秘的"身体——心理"的经验描述方式将其伦理价值阐述为"人之生存方式"。在西方宪政文明里,耻经历了身份伦理到理性契约伦理的转换,成为对"制度正义的自我支持的道德态度",以适合政治自由主义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社会无耻现状,应从"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方式上寻找原因,并从"点睛"(社会主义制度)、"荣辱的初始条件"(市场、货币、资本)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之间寻找张力和契合点,重建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状况——2008年文化研究学术前沿报告

视觉文化及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近年渐热,而2008年又出现一批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兴盛之态,既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化研究推动的结果,同时也可看作"文学终结论"、"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之争的进一步深化.2008年的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成果有三:视觉文化理论的分析,文学生产变局的思考,文学阅读层面的反思.这些成果体现出如下学术动向:一、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二、一些学者逐渐走出了种种义气之争,学术研究因此呈现公允平和之象;三、年轻学者逐渐成为视觉文化研究的主力.然而,视觉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侧重媒介视角、由于成见而导致过度价值判断、文本细读与实证研究偏少、中国问题意识与问题框架不明显或缺席等问题.因此,超越传媒研究,悬搁价值判断,深入文本层面,凸显中国问题,可能是视觉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     

道德进步的经济动因——市场经济、其他经济模式与道德进步的关系之比较

一道德进步,作为人类日益逼近至善的道德理想、日渐提高道德的理性批判能力、以及道德在实际生活中抉择的合理化的社会过程,是各种社会结构要素(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互动的结果。就道德进步的现实推动力而言,则经济的因素又无疑是首要的。探询道德进步的经济动因,既可以为道德进步确立起现实支点,从而为时代道德精神的实际生长奠定基础;同时,又可以为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提供道德支持,解除人们在实践理性上无所依凭的窘困。     

"帝国"、国家与地方文化的命运

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做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以之为生活真实,在现象上作一个恰当描述及理论论断。作为意指"全球化"的"帝国",是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与传统的"帝国主义"更是截然不同。它是一种新形式下出现的新的"政治秩序",以一种非中心的方式将世界纳入到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不断扩张的疆域之中,这种新的控制形式在"瓦解"国家的同时释放出"地方",即在与"国家"相对的语境中下重新界定的各种区域统称。在讨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及由此涉及的"国家"和"地方"关系问题时,"地方文化"只有参与其中才能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终论为消费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