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试论民初小说理论

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历来重视晚清小说理论，而对民初小说理论（即民国成立至五四新文学问世前的小说理论）则十分轻视。其实，民初小说理论在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史上虽然不如晚清小说理论那么重要，但它其实是继承晚清小说理论，并且在新的形势下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变化，从而成为从晚清小说理论向五四新文学小说理论发展的中介环节，在某种程度上也曾为五四新文学的问世作过铺垫。民初小说理论与晚清小说理论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小说理论的系统化。晚清的批评家论小说，大多是篇幅较短的文章，或者是类似“诗话”的…     

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

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时差与异质张福贵刘中树本文对“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相通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作者认为，晚明文学与五四文学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这并不能取消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它们不仅属于两个时代，更属于两种文化。晚明文学和五四文学在文化底蕴、...     

主流文学史的时空扩展与文献佐证——评付建舟《清末民初小说版本经眼录》系列著作

目前,我国主流文学史分为两个部分,即通常以《中国文学史》命名的古代文学史部分和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的现当代文学史部分。前者一般叙述到晚清,以小说为例,往往以所谓的四大谴责小说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发展水平,其他作品则轻描淡写,几笔带过;后者一般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展开叙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略有变化,追述到五四以前,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之比较——兼评王德威的晚清小说观

晚清小说变革与"五四"小说变革是性质不同的两次变革,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是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变革主要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其价值指向是政治的、商业的。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是自觉的文学变革,是发生于文学内部的变革,其价值指向是文学的。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这一路径,"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新文学的“独家逻辑”与“一家之言”的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不言自明的时间逻辑,获取了文学史长河中1917年-1949年这一个时段的管辖权,却以经意识形态过滤的"现代"标尺清除异己,把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排除在文学史体系之外。现行的文学史通过贬低晚清白话文运动,省略同时代非"新文学圈"作家的贡献,漠视北洋政府的作为,来建构新文学的发生地图,达到纯化、神化新文学发生史的效果。把现代文学史笼罩在新文学的霸权话语下,以新文学的"独家逻辑"来阐述1917年-1949年的文学发展,文学史多元共生的格局被肢解、简化,最终使得文学史的叙述仅仅成为一家之言。     

“晚清”的含义及意义

对"晚清"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并从"中国中心观"与"西方本位论"两个角度指出"晚清"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汉语入门》的小说改编及其白话语体研究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1892年编纂汉语教材<汉语入门>,书中选取中国小说<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家宝二集>,用当时通行的口语加以改写,反映了编者个人的文学观和语言观,同时又带有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欧洲影响的烙印和19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印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将"五四"与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变迁相勾连,表明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对既有的论述构成了一定挑战,促使我们反思从晚清积蓄力量到"五四"最终爆发的文学革命中的其他源流,考察来自异质文化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因素.     

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

20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续,是狭隘文学史观的反映,也是文学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惧。在"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对立自有其缘由;但在21世纪的当下,文学史家仍然持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二元对立认识,以直线进化论的思维来判断文学的价值,形成了以新旧划线、以语言的文言还是白话来取舍的文学史撰写,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悲哀。这种机械、片面、绝对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误读和误解,严重妨碍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出正确、全面、辩证的价值认定。     

“文字民间源头论”的形成及其失误

“文学民间源头论”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个理论，它的一条直接的形成路径来自于京剧的雅化及新文化人士对京剧雅化的批判。瞿秋白将阶级剥削理论运用到中国戏曲史的分析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观；鲁迅对雅俗关系的阐述则相对深刻和全面，他反对的是文艺的士大夫化。然而在阶级观念日益膨胀的时代，简单的占有论被当成了文艺雅俗关系的全面理解，最终在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正统和主流的文学史观。“民间文学源头论”不仅将文学形式的产生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还对雅俗两类文学的关系作了线性的、狭隘的理解。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     

“五四”文学人性话语探源

晚清文学改良者在救亡图强的压力下完成了“人的发现”,尤其是在传统观念下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妇女、儿童,并且在“人的发现”的基础上完成了文学观念的初步更新。与晚清对于人的社会意义的突出不同,“五四”则强调回到原初意义上的有着各种性别、年龄、性格等个性差异的人本身,从而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五四”文学在人类主义的宽广视野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作为方法、知识与想象的“晚清”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的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这一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