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辩护与弱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与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争论,使得"弱基础主义"存在可能。根据"弱基础主义",知觉信念享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辩护,同时这些得到部分辩护的知觉信念可以获得相互的辩护支持,从而成为合理可接受的信念。"弱基础主义"不同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说明,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各自面临的难题。     

苏珊·哈克的基础融贯论

本文诠释和讨论苏珊·哈克在《证据与探究》一书中提出的认知证成理论——基础融贯论及其学术影响。哈克对各种形式的基础论和融贯论提出了系统性批评,发展和论述了她自己的一种中间型理论——基础融贯论,包括如下两个断言:一个主体的经验是与其经验信念的证成相关联的,但是不需要任何类型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经验信念,后者只能通过经验的支持来得到证成,而与其他信念的支持无关;证成不只是单方向的,而是包含着信念之间无处不在的相互支持。基础融贯论既包括证成的因果方面,也包括证成的逻辑或拟逻辑方面;好的证据必须考虑三个维度:支持性、独立安全性和全面性。哈克还提出了对基础融贯论的元证成:它的证成标准是以真理为导向的,旨在揭示和发现真理。哈克的基础融贯论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被视为当代认识论中有关认知证成的几种主要理论之一,但其确切学术价值尚待未来哲学史的裁定。     

对戴维森“宽容原则”的再认识

戴维森认为,一个意义理论的证据就在于说话者持语句为真的条件,而一个说话者持一个语句为真结果证明是他用该语句表达的意义和他的信念的函数。为了解决信念与意义的相互依赖性这个问题,戴维森引入了“宽容原则”。他通常在以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这种原则：（1）假定说话者与解释者对于他们共同环境的本质具有相同的认识;（2）假定说话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真信念;（3）假定说话者是理性的。宽容原则是彻底的解释获得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由于戴维森并没有论证全能的解释者关于其环境的认识的确是真的,并且对引起信念的对象的本质没有给予保证,因此仅仅依靠宽容原则,尚不可能确保得到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     

行为经济学“新经济人”假定的方法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行为经济学采取了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人"假定.它的出现使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定的辩护理由难以成立,保持了对经济主体行为观察的合理距离,使经济学理论尽可能地回归到真实世界,获得了骄人的灵活性.它的实践价值在于为经济学的实验方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弱化了经济学与心理学、伦理学与社会学等学科之间所存在的对抗性,为形形色色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产生提供了合乎实际的逻辑基础.     

信念与知识

作为知识论构成的一部分,信念论主要研究有关信念的性质、信念与知识的关系、信念与理由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关于信念的性质,当代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把信念作为一种以命题方式表示同意的态度,二是把信念作为一种倾向、意向,三是把信念作为实践利益考虑的产物。在信念与知识、信念与理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当代西方最为激进的主张是否认信念存在的"消除主义",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奥迪对"理由"做出的界定与分类,对理由与信念之间的结构性与解释性联系的分析。本文认为,知识属于信念的一种形式。     

西方知识论哲学中的真理范畴

本文从真理范畴的逻辑辨析入手，探讨了制约真理理论发展的几个基础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真理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如何看待真与假实然性判断客观性基础的问题。符合论、融贯论和实用论是哲学家解决真理客观性的几种基本方式。由于真理判断是一个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两重属性于一身的整体，故而只有将其看作外部实在与逻辑形式的统一，才能真正解决真理的客观性问题     

戴维森的真理观

戴维森的真理论虽有变化,甚至不乏矛盾处,但还是有其稳定的内核的,即把"真”、"真理”简化为语句的真;把语句的真与意义结合起来并试图把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结合起来.但将三种理论结合的努力并不成功,这是把真理简化为语句的真并把真与意义捆在-起的逻辑结果.真理论的研究必须走出语言分析哲学的狭小圈子才有出路.     

戴维森的真理、信念与怀疑论

通过探讨戴维森的真理以及他所谓的意义、真理和信念之间的内部关系,不难发现怀疑主义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试图重构戴维森关于这些概念的方法,以期达到反怀疑主义的结果。为了全面地对戴维森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理解,应重点关注戴维森对于这些问题的初始理解。研究表明,戴维森成功地提供了关于真理、意义以及信念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采用第三人称的方法分析认知,解释了这些概念在理性行为中的作用,特别关注了其在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作用,也试图证明戴维森为什么希望理解真理以及与此观点相关的思想。     

知道信念与描述论“笛卡尔假定”的辩护

为了应对解释循环问题，描述论者不得不接受“笛卡尔假定”，认为个体使用名称的能力与其关于名称意义的知识相当。历史因果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但也没有在其理论建构中尽然摆脱“笛卡尔假定”问题。实际上，个体一般拥有关于名称意义的多个有待于确定为真的信念———知道信念，只有在交流的语境下，个体才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语言诠释确证其某个知道信念为真，从而获得关于该名称的知识。为此，存在一种通过解释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来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可能。根据关于名称意义的形而上学研究，通过对个体如何确证其知道信念的三种相互关联的解释，可以构造一个关于知道信念确证的解释链条，寻求为描述论“笛卡尔假定”辩护的空间。同时，结合名称的指称和解释功能之分和克里普克式直觉的认识作用，有可能以意义契合解释个体对语言诠释兼容性的把握，为进一步消解对“笛卡尔假定”的担忧创造条件。     

当代内涵逻辑的理论发展

内涵逻辑是经典逻辑的一种重要的扩展类型.内涵逻辑是关于必然、可能、时间、空间、行动、知识、信念、义务和其他内涵概念的逻辑研究.内涵逻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内涵概念,围绕内涵概念给出相应的形式系统,形式系统的语义模型解释及关于系统的可靠性和完全性证明等问题.内涵逻辑在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自然语言语义学及人工智能等领域都有极为重要的应用.本文概述当代内涵逻辑发展的主要类型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结论部分给出了关于内涵逻辑与经典逻辑关系的两种观点,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内涵逻辑.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