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

信任包含了从心理、社会到文化的多重含义.作为个体心理事件的信任.包含了动机和态度成分,是个体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简化了复杂的社会认知,具有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信任从概念到功能及其发生机制都遭遇了全面挑战:信任是一种传统规范还是现代观念?信任的发生是习俗与文化使然.还是理性计算,再或就是一种冒险?何谓信任?信任何以成为可能?我们能够信任"信任"吗?信任危机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这既是社会科学领域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当下难以求解的生存困境.     

信任与秩序: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信任和秩序的适应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传统社会,统治者依靠思想灌输,建立起与统治相适应的外控型秩序,促使人们对统治者产生超乎寻常的个人信任,普遍的人际信任则难以建立.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理性规则及普遍信任,产生民选政府并管理社会,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控型秩序,这种秩序又反过来巩固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转型过程中,社会自发产生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需要,统治者是否主动适应并改变外控模式,对社会平稳转型至关重要.     

信任研究中的文化与制度分析范式——兼谈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中的信任问题

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实现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然而要发展健康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信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有研究显示在三种主要的信任研究范式中,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但理性主义信任研究需要其他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范式的补充和配合,才能帮助人们形成对信任行动和信任关系的完整理解.因此,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中,用制度/文化取向的信任研究视角观察与分析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十分必要,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基于制度信任建立的视角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社会信任及其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一个经济范畴 ,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文化和社会范畴。本文通过对作为社会文化因素之一的信任的分析 ,探讨了现有的信任状况对家族企业成长发展的障碍。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信任本身的内涵及功能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表明 ,我国社会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都会进一步增强 ,在此影响下 ,家族企业将会有很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社会治理路径创新:信任与合作秩序的视角

信任与合作秩序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双重缺失及其叠加效应导致了合作秩序的脆弱,并导致社会治理的低效。而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关键在于从观念、制度和行动等层面重建信任,扩展合作秩序,创新社会治理路径。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即以社会中间组织为载体重构集体认同,以制度政策的完善提供明确的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公共交往体系,从而不断深化信任与合作,提高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关系维持--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

传统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社会,社会信任主要建立在熟人关系网络之上,是“熟人信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匿名性、异质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逐渐增加,熟人关系网络与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围也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制度信任,是维持新时期社会关系、确保由“熟人信任”走向“陌生人信任”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信任危机何以产生 ——基于政治信任形成及演化机制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信任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在纵向分布上表现出"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地方政府就成为了我国政治信任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形成的基本政治信任相对稳定,但地方政府面对的具体事件中的政治信任往往会因事件的发展而经历快速的变迁,若公众在接受即时信息并综合过往经验进行判断后的结果是信任水平的持续下跌,地方政府便可能遭遇由标志性突发事件引起的信任危机,较为典型的就包括安徽池州的群体性事件和新冠疫情的舆情危机。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地方政府考虑如何预防和解决信任危机。     

生态治理体系中的信任治理网络研究

树立生态文明社会风尚,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建设,需要以生态信任为突破口。通过梳理治理体系和其中信任要素的演化过程,构建信任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从一元政府统治到多元主体治理,信任经历了被动信任到公共信心再到主动信念,以及个体信任到组织信任再到制度信任的发展过程。来自公众行为统计、政府官方文件和生态危机事件的典型证据表明,我国的生态信任层次仍处于初级阶段。生态信任水平的升级,需要依托生态政策信任网络、生态市场信任网络和生态社会信任网络的协同,构建生态信任治理网络。     

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浅论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其社会存在论上 ,正是它彻底地摧毁了“绝对存在”的神话与“纯粹知识”的幻想 ,并因此引发了哲学范式的重大革命。通过将抽象绝对、超历史的存在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通过阐明“劳动 -交往 -认识”三位一体的全新实践观 ,马克思从根本上消解了存在与意识、理念界与现实界、认识与实践的狭隘对立 ,从而完全颠覆了“在社会实践之外、从抽象本体出发去思辨演绎世界及其历史”的旧哲学范式 ,并最终创立了始终植根于实践、将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社会实践之产物的社会存在物的全新哲学范式     

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

本文旨在阐述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他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惯习、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场域、区隔等.布尔迪厄试图建构一种由社会空间构成的差异化模型:社会空间是一个差异体系,即根据不同阶级而差异分布的,每一空间在结构上具有整体性特征,也可以说,社会阶级是通过划分社会空间的各个区域而区分出来的.     

社会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保险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内容,目前企业社会保险存在着严峻的问题,面临着许多困境。文章认为应该通过调整社会保险费率,重构企业社会保险体系,加强社会保险立法与执法,深化社会保险责任中的公平效率、权利义务观念,使企业自觉、合理地承担起社会保险责任。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29年以后,正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并存的"发展悖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仔细分析中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性质,可以发现,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这些社会矛盾对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但同时赋予了持续发展与动态稳定的内在推动力。应该从共识重构和制度建设的视角致力于建立政治共识、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社会资产、构筑和谐基础,这将是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根本之道。     

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以及中日关系、日本佛教等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您的代表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出版以来,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也在去年修订再版.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营养学的相关理论在书中都有涉及,可谓蔚为大观,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呢?     

社会转型与创新乡村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出现利益主体多元、管理内容复杂等特点,传统的乡村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追在眉睫。现阶段,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些问题的视角,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并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和谐：自重庆观察

在抽样调查和大量分阶层访谈调查基础上,对现阶段重庆的阶层结构,各阶层的生存状态、政治诉求、社会评价、心理预期以及社会流动状况、阶层关系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倒“丁字型”结构,开放程度较低,社会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应着力改善社会结构,促进阶层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从社会保障到社会保护:社会政策理念的演进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下,“社会保护”逐渐成为国际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个重要议题.“社会保护”是在社会保障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张、实现手段不断丰富的背景下提出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护的核心内容,但是社会保护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可操作性.相比沿用已久的社会保障概念形成的思维定式,社会保护容纳了社会服务、职业培训、就业服务等更多具体项目和实现手段,在指导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标准制定以及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社会保障到社会保护,也体现了社会政策理念的一种转变.     

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