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平等与责任:论全球气候合作

全球合作减排是当前应对气候问题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气候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道德难题,使得全球合作步履维艰.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一个平等发展问题.因此平等原则也就成为了一个合乎正义的全球合作得以实现的基础.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平等主义的全球气候正义,并为此进行了道德伦理上的辩护.     

和谐社会中伦理秩序的建构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动态的理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和谐社会分别体现着追求民主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共生与仁爱的伦理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秩序,要惩治腐败,彰显法律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强调分配公平;还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积极向上而又和睦相处的社会氛围.     

亚里士多德的分配伦理观研究

正义是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分配的伦理要求.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观念,平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亚里士多德批判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认为比值平等,也就是按照各人的价值为之分配这个原则是合乎绝对的正义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完全忽视数量平等,而是主张分配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些方面则以比值平等为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已经涉及公平与效率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     

气候正义的政治经济学论析

气候正义反映人类对气候治理主体间根本性的价值规范和道义准则的自觉反思与价值愿景。气候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气候禀赋的先天不平衡、碳排放量的阶段性差异、气候代价的隐蔽性转移以及气候援助的实质性缺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气候正义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由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及资本权力对全球气候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加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造成了气候正义问题频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和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加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推动全球气候环境共建共享,构建气候治理的新局面,为解决全球气候正义问题展现中国态度、贡献中国方案。     

气候变化与全球正义

气候问题的国际谈判带来了全球气候正义的研究需求.气候正义问题契合罗尔斯“正义的环境”理论,因此可以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进行探讨.根据分配对象的不同,全球气候正义可以分为排放正义和治理正义,二者分别能够得出罗尔斯式的差别原则,并且对发达国家、大型发展中国家、小型发展中国家的伦理要求各有不同.国际气候问题上存在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利用选择性的激励进行解决,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困境的解除需要在确立和贯彻气候正义原则后才能真正实现.     

气候治理正义与发展中国家策略

人类的现代生活模式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大量能源,并且对气候环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重大影响.气候的急剧变化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气候治理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气候治理涉及着对于治理责任和相关利益的分配,对于正义价值有着内在吁求.当代气候治理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责任分配的不公平.要实现气候治理正义,其责任的分配必须依据最低限度原则和历史责任原则进行,对于相关利益,则应该遵循差异原则.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与大气治理,并且争取在新发展观念、新发展模式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实现气候治理正义.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正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正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所以,"分配的正义"属于最为基本的正义类型,交换正义只是作为"修正的正义"而发挥作用的.到了工业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公平的正义"成了基本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成了"修正的正义"或"补偿的正义"了.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地制造着不平等,公平的正义不再能够维持正义的局面.这一方面引起了分配正义的复兴,进而造就出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要求"承认差异"的运动,进而产生了"承认政治"的正义主张.承认政治存在着正义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一种新的正义方案,需要通过合作治理去重建正义.     

全球环境正义如何可能

国际气候问题引发了针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度思考,全球环境正义理论正是环境伦理学面向这一实践难题和破解自身理论困境的逻辑产物;全球化为全球伦理和全球正义提供了社会文化条件,而全球正义为全球环境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对全球气候问题的环境正义分析,为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环境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伦理责任和政治义务提供了有效的道德说明。     

超越正义的良善生活何以可能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试图通过对正义观念演变的考察,建构一种能够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良善生活来解决正义与道德生活相分离的问题。赫勒所要超越的正义是完备的静态正义和变动不居的动态正义,她将正义置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与道德哲学的连接点上,提出了不完备的伦理—政治正义概念,并试图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元社会通过"彼此互惠的纽带"连接起来,致力于探究一种适应个体化发展的良善生活。正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良善生活,而良善生活以生命与自由为最高价值,以价值对话和伦理商谈为正义程序,以感情为人际交往的纽带,以团结为共同体的道德目标。因超越了传统的正义理论,良善生活的建构成为可能,又因良善生活的建构,深化了当代正义理论的伦理意义。     

论社会正义的基本内涵

正义是分配权利(规定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和评价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价值标准,核心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配置平衡问题。正义可以分为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个人正义本质上是社会正义的个体化形式。正义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正义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社会正义可以在领域上分为经济正义、政治正义、法律正义、伦理正义;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     

法律行为制度的伦理基础

法律行为制度欲发挥规范效力 ,必须具备伦理上的正当性 ,即必须符合正义性的要求。法律行为所能实现的正义只是现代制度伦理或规则伦理中的交换正义与纯粹的程序正义 ,而非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归属正义与结果正义等类型。在判断交易主体所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否正义时 ,亦即一方的给付与另一方的对待给付是否具有等值性时 ,原则上应当采纳主观价值标准 ,而非劳动价值论这一客观价值标准。通过主观价值标准来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正义 ,其实也就是将自由意志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正义的标准 ,自治性基本上就能够满足法律行为伦理性的要求。从原则上来说 ,一项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而达成的交易就是公正的交易 ,国家不应对之再作出干预     

论慈善与正义

对于慈善与正义的关系,当今占据主流的学说认为其并无关联。但这种无关说,实际上并未指出慈善与何种正义无关,而当我们细致地去分析这一种观点时会发现,其实际上仅仅说明了慈善与交换正义无关,对于分配正义则并未涉及。我们发现现代的分配正义实际上强调了基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分配结果的正义,而慈善不仅在结果上有利于促进其要求的公平,且当今各国早已通过税收等形式将慈善纳入国家的收入分配体系中,由此也就说明了慈善与分配正义存在密切联系。     

资本逻辑与气候正义

当下,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是确凿的事实。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吁求气候正义的现实出场。造成当代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根由和实现气候正义最大障碍在于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的无限贪婪性和利润至上性。因此,超越资本逻辑乃是化解气候变化危机和实现气候正义的根本路径,这在根本上有赖于马克思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之深入展开。     

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的分配维度探析

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温茨以分配正义为主题,构建了一种新的环境正义理论,认为环境正义的核心关切是当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存在稀缺与过重时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同心圆的理论原则在种际群体、代际群体、代内群体间对环境善物(环境利益)与环境恶物(环境负担)进行分配,可促进三个维度的环境正义付诸于现实。     

全球视野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缘起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环境运动,其基本要求是对环境恶物和环境善物的权利和义务公平对等分配,是对当代生态伦理研究理论困境的实践超越;全球化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交往生成全球正义;全球视野中的环境正义强调,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多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平等分配保护自然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破解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     

在分配与持有之间：执政党正义的逻辑基础

执政党的正义逻辑需要同时从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两种观念中寻找根源。在分配正义的观念中,罗尔斯强调福利平等原则,德沃金强调资源平等原则,桑德尔强调基于共同体的平等原则,麦金太尔强调历史主义的应得平等原则,沃尔泽强调基于共同体的按需分配原则。在持有正义的观念中,诺齐克和哈耶克则都强调首次分配意义上的个人持有原则。未来中国共产党正义伦理的构筑需要在分配正义和持有正义之间折衷。中国共产党应在保障公民正当财产权的基础上,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捐赠制度进行再分配。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执政党应在普遍国民福利和弱势群体福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以"正义观"界定的美国新保守主义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在于对某一特定"正义观"的坚持.这种特定的"正义观",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独特性之所在.正是对特定"正义观"的坚持,才使得美国新保守主义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虽经历了从民主党到共和党的重大转向,却始终作为独立于两大党主流的"少数派"而存在.这一特定"正义观"包括两个层面和一个扩大,即在认同正义层面强调犹太-基督教宗教认同;在分配正义层面坚持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而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则直接导致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正义主体范围的扩大.这种扩大给新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根本影响在冷战之后随着美国"单极"霸权的到来而凸显出来,并成为解读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带有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倾向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应得与道德价值——罗尔斯的应得批判之批判

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应得正义观是平等正义观最重要的批评者和挑战者。罗尔斯认为应得主要反映的是道德价值,并利用"道德价值与分配份额无关"来反对应得在分配正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无知之幕"的道德理由、差别原则的融贯性问题以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整个正义原则中的独特地位,可以看出,应得作为先于正义原则的基本道德价值判断,已经被罗尔斯所接受并运用于正义原则的道德推理之中。应得与分配正义密切相关。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