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象征学:神学家与文学家的共鸣——乔纳森·爱德华兹与圣经象征学

圣经象征学是贯穿乔纳森·爱德华兹布道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乔纳森.爱德华兹对圣经象征学的独到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传统圣经学思想,将圣经象征学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和人类历史(包括宗教历史)之中;二是代表了圣经象征学极端观点之间的"中间道路",是一种更自由的、本体论的圣经象征学。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与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和英国形而上诗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不能被简单地归于"前批评"或"批评"范式两分法,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圣经象征学对当代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圣经阐释的必须和必然——读梁工主编《西方圣经批评引论》

在历史批评兴起之前,西方基督徒读圣经通常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字词句的意思就是它们正确描述的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真理,这些事件和真理只能如此表达,换个说法都不行.圣经的其他读法是允许的,比如说精神义和寓言义的阅读,但是字面义的阅读势必为先.奥古斯丁一马当先的历代基督教神父们,就想象真实世界的形成,适如圣经故事所娓娓道来.这个时间世界涵盖了从创世到最后审判的所有时代,包括人类自然环境,同样也包括我们经常以为是人类自我发明,叫做"历史"和"文化"的第二自然环境.     

The Error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c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Criticism,Canon-formation and Prophecy——with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ion of Harold Bloom's Other Works

<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是在国内学界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一本.但就在这部经典译作之中,却出现了多处明显的翻译讹错.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三类:目的语处理不当,导致读者理解可能发生偏差或无法理解;出发语理解错误或不准确,导致翻译出错;翻译时脱离语词的具体语境,产生误导性翻译.在哈罗德·布鲁姆其他著作的翻译中也存在类似的错误.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国内西方文论翻译的尴尬现状.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审美经典经典审美——从《论经典》看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

哈罗得·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是一部审美经典,<论经典>作为本书的第一篇所表达的核心就是审美的文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经典观.本文试图从"审美自主性""审美批评""经典的特性"这三个角度解读作者经典的审美观.     

漫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

现代西方神学的人性思考是从对上帝问题的重新审视而展开的。上帝问题的存在决定着现代神学不可能找到人性问题的答案，因而也没有最终回应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基督教神学试图藉信仰之爱获致人性的圆满，表明神学有着“信仰的傲慢”。以神学信仰批评理性传统，只是以“信仰的傲慢”置换“理性的傲慢”。文章认为，如果把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傲慢”与新儒学“良知的傲慢”加以批判性比较，或可领会到中西方人性论思想的对话可能。     

关于现代儒学本体论重建问题的思考

在儒家现代重建的过程中,本体论的重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探索当中,关于儒学本体的重建或重朱熹(如钱穆)、或重阳明(如张君劢),多有分歧,且各有所本.本文主要通过对宋明儒学中朱熹关于"理"和王阳明关于"良知"的这两种主流本体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对现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剖判,认为有必要将传统儒家的两种本体概念进行整合,"纳方于圆",跨越朱、王干本体论上的分歧,在形而上的领域重建一种"天包含人"的新型本体论.如此,现代儒学的重建或许才能走出一条路来,并且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批评基点的百年困惑：“背景”和“历史”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从社会政治经济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背景"和"历史"的眼界,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即便是纯艺术的西方现代批评也无法回避对"背景"和"历史"的考察,这表明它们是一切批评学的学术基点.但是,20世纪文艺理论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表明,各种学术流派在此问题上的理解不尽相同,分歧甚大,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观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消解的趋向,并对中国新时期文论和批评影响很大.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和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借鉴,"背景"和"历史"的考察现在应当上升到"个人"的特殊存在的层面.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     

民初旧派学者提升“史”的努力——以江瑔和刘咸炘的原儒为例

清季民初,诸子学兴起的同时,"史"的地位也被提升。旧派学者如江瑔、刘咸炘等提升"史"的地位是从原儒开始的,其表现便是抑儒而扬道,扬道的同时,"史"亦变得至高无上。他们扬道、"史"的目的是重建一个人文传统,进而影响道德人心,以抵御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侵袭,同时亦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推动的儒学宗教化。但他们扬"道"、"史"的路径却是还原历史,这种以"求真"来"求善"的方式最终事与愿违,反而动摇了传统的神圣性,从而与新派一起解构了传统学术,亦使之走向了现代。     

后儒学:"后现代"抑或"前现代"的?

"后儒学"理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危机丛生的后现代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针对性.超越线性历史观,"后儒学"就并非"前现代"的落后理论,而是可用来反思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思想资源;超越西方为主导的一元化、中心论文化观."后儒学"可以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人际关系"凸显的特点,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儒学重新释放自身理论潜能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文化自信心也逐渐提高,包括"后儒学"、"后道学"在内的"后国学",可以成为我们与西方进行全景式思想对话的重要理论平台.     

从《圣经》中的该隐形象看拜伦笔下的该隐

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enNoelBy-ron1788-182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都可以找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质疑。拜伦写于1821年的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塑造出了一个思想和情感丰富的形象饱满的该隐,完全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教义对该隐形象的解读。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塑造出了种种的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运用于西方文学之中。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对圣经形象的运用,西方文学总是潜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在批评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锋芒最为尖锐,影响最为深广.法兰克福学派在缺乏文本研究的情况下,依据哲学推演的方法,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独断式的过度批评.因而,其理论早已暗藏危机.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我国社会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在后启蒙的社会状况与理论话语的挑战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危机、"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范式,谋求哲学批判与文本阐释的结合,树立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走向批评的个人化.     

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之关系——致胡治洪教授

生活儒学绝非采取的形而上学的进路,因为形而上学只是生活儒学的三大观念层级当中的一个层级而已,而且并非其最本源的层级.生活儒学以生活-存在及其仁爱情感显现为所有一切的大本大源,主张在这种本源上来建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生活儒学首先破解一切传统形态的形而上学,以此区别于原教旨主义;然后重建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以此区别于后现代主义.     

孔子、孟子、荀子:早期儒家三大师思想之演变

文章分析了早期儒学从孔子的单一性鲁学到荀子的齐学化鲁学的演变，对现代的儒学复兴论和全盘西化也提出了批评。     

重思虚无主义问题的价值学理路

虚无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哲学家们对此理解不一.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主要是指价值论的虚无主义,以尼采为肇始者.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批评则是一种存在论虚无主义的思路.海德格尔认定虚无主义的根子就在于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其实就是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二元对立.而列奥·施特劳斯等人主张回到古希腊的"自然"来克服虚无主义仍是一种价值绝对主义的模式.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走出价值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二元对立、重建"公共性"的价值秩序不失为一种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     

试议弗莱原型批评的缺失之处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原型批评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嗣后它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内在原因是其理论体系本身及其批评活动存在一些瑕疵。弗莱理论事业的起点和圆心皆为圣经文学研究,他的批评理论尤其圣经文学研究实践表现出某些缺失之处,如过分追求从文学内部研究文学而导致批评系统的自我封闭,奉行历史循环论,所论原型的嬗变缺乏必要的动力支持,将原型批评与基督教类型学混为一谈,在隐喻思维的遮蔽下进行某种任意诠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