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元代乐府与铁崖本色

元代的乐府诗创作,是乐府诗史上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乐府诗的创作队伍主要由少数民族诗人与汉民族诗人组成,二者的人数之众,作品数量之多,在乐府诗史上均盛况空前。乐府诗之于蒙元一代,不仅进入了高贵典雅的“应制”行列,并且于元末还由杨维桢等人掀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创作高潮。在这一创作高潮中,杨维桢既以1227首的乐府诗之量成为了乐府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又因此而形成了其“铁崖乐府”的本色特征。     

主体色彩映照下的乐府诗作——鲍照乐府诗风格述论

鲍照所有的乐府诗作均是自我观照,自述情怀之作,诗的主体色彩强烈而浓厚。他刻画的种种人物形象,笔下描绘的种种情事,都是因为人生艰难与不幸的种种经历而起,隐藏在诗歌背后的是“我”,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人生无穷无尽的感喟。鲍照乐府诗是抒情性诗歌,也是叙事性作品,它们与强烈的主体抒情色彩相联。鲍照乐府诗创作采用了流动的叙事方法,与他亦雅亦俗的乐府诗体相应,诗的语言也兼具雅俗。这些艺术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论王维的乐府诗

王维现存乐府诗共103首,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在这两大类乐府诗中,又有古体乐府与近体乐府之别。王维的古体乐府,以五古、骚体与七言歌行最具代表;其近体乐府的体式之多与数量之众,连“诗圣”杜甫也难以与之并论。从新题乐府的角度而言,王维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创作新题乐府的诗人,并对杜甫、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产生着较为直接的影响。王维乐府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大都属于“乐章”的范畴,即能入乐歌唱而成为歌诗。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鲍照乐府诗创新探微

“乐府狮象”鲍照创作的大量乐府诗 ,深刻反映了门阀制度下中下层知识分子曲折复杂的心态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其诗作气势高亢 ,风格俊逸遒丽 ,形式“因”中有“革”,在乐府创作领域成就卓著。     

试论汉魏乐府诗之艳、趋、乱

关于乐府诗有“艳”、“趋”、“乱”者,首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是知乐府诗中,有些诗有“艳”、“趋”或“乱”。下面试就何谓汉魏乐府诗之艳、趋、乱,略抒己见,以请教于方家。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隋唐诗人接受鲍照诗的进程

鲍照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对于唐诗的整体风貌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影响。隋至唐初诗人对鲍照的接受,一路沿着鲍照艳丽柔媚婉转的乐府诗的路数前行,另一路边塞军旅诗,在题材与内容上都是对鲍照边塞诗的承袭与拓展,而初唐怀古都城诗最能体现鲍照的影响;盛唐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鲍诗的影响,同时诗评家们也表现对鲍照的极大热情;中唐诗派中平易近人、奇诡怪异的极端两派创作中都有鲍照的因子;晚唐诗歌讲求技巧,鲍照诗的“朽构成形、淫靡”切合了时尚要求,受到此际主要作家的全面推崇。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非乐府《白头吟》辨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又被收为乐府《白头吟》,从乐府诗的要素本事、风格两方面来看,此诗并非一首乐府诗。而对其刊刻流传进行梳理后,可以认为是误用乐府《白头吟》之名。     

横吹曲与边塞诗

横吹曲题目中的大部分被文人们赋咏为边塞诗,横吹曲辞与边塞诗是有关系的。在音乐形式上,横吹的军乐性质就决定了文人在创作乐府诗的时候用边塞的题材。不仅如此,横吹曲辞与边塞诗的关系还取决于最早的赋咏者南北朝诗人的选择,南北朝诗人把横吹乐府赋咏为边塞诗也与他们只是据题面意思来创作,即“赋题法”的方式有关。南北朝诗人最早创作了横吹乐府边塞诗,并且为后人的边塞诗的创作确立了诸多范式。南北朝乐府边塞诗,也就是横吹乐府边塞曲辞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初唐的雄伟诗风。     

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乐府大规模发展、乐府诗创作兴盛的时期。在乐府发展史上,汉武帝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他的倡导下,乐府这一不太受人重视的音乐机构成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乐府制度。同时汉武帝亲身躬行,创作了大量以祭祀为中心的乐府诗。在汉武帝的带动下,有许多文人参与创作乐府诗,乐府诗的创作逐渐走向繁荣。汉武帝时期的四十八首乐府诗,其主体是祭祀乐歌,与汉武帝的乐府制度以及其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相一致,还有一些是文人直抒胸臆之作和各地民歌、民谣。     

刘次庄《乐府集》及其题解批评

北宋初、中期的乐府诗批评,以刘次庄的《乐府集》最为著名。刘次庄的《乐府集》与《乐府集序解》为一书二题之合刻,前者收"止于陈、隋人"的古乐府21类428首,后者的"序解"是对428首乐府诗所作的题解。刘次庄于"序解"中,不仅主张乐府诗创作应"得意外之趣"、"不以辞害意"、"不与古人同圈模",并且还以"作是诗"云云,形成了乐府诗题解论评的一种批评范式。"序解"从内容到形式,是北宋初、中期乐府诗批评渐趋成熟与完善的标志。     

鲍照诗风与六朝习尚

鲍照诗歌的乐府部分与五言古诗部分,风格明显不同。对此,前贤已有定论。方植之《昭昧詹言》卷六专论鲍诗,于其五言古颇多“典实”、“沉涩”、“板滞”、“(钅东)”、“奥”等词,于其乐府则无这类评价,而代之以“豪宕”、“壮丽”语。沈德潜云:“鲍明远乐府,抗音吐怀,每成亮节” (《说诗醉语》六六)亦拈出乐府独评。王夫之则更直接了当地指出:“杜陵以‘俊逸’题鲍,为乐府言尔。鲍五言恒得之深秀而失之重涩,初不欲以俊逸自居”。(《古诗评选》)延至当代,仍有论及鲍照诗风者。如张志岳先生的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涛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