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转向

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早产生于英国,对于“自然权利”问题的关注成为其产生和发展理论的起点。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正是以自然权利为依据从人的角度来界说国家和政府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法性,这可以说是近代政治哲学发展中从理论上或观念上摆脱神学-政治的最初努力。     

从布鲁姆对罗尔斯的误解看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及其中国变体

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正义理论受到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古典学派的强烈批判。这一批判是建立在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误解与敌意的基础之上的。对布鲁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廓清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的特质。而汉语学界的施特劳斯学派则进一步歪曲了施派的基本立场,抛弃了施派政治哲学仅有的合理内核,并将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推向极致。因此,施派以及中国施派的政治哲学主张在政治实践上是荒谬和危险的。     

论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批判

历史主义拒绝西方自然法传统,否定自然正确。批判历史主义,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对历史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中,施特劳斯提出,政治哲学实践的失败并不能说明政治哲学本身的失败,而且拒斥政治哲学将导致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其次,政治学说的多样性只能说明,人类还未获得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最后,历史的方法并不能客观地理解政治哲人的思想。通过批判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施特劳斯首先表明,不管是早期的历史主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是激进的历史主义(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都是自相矛盾或荒谬的。其次,政治哲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政治哲学,追问自然正确,才能从历史局限性中解放出来,逃脱黯淡多变的命运。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批判是对人类理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哲学的辩护。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哲学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视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为真正的第一哲学,认为哲学与政治、哲人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具有永恒的性质,因而终其一生始终专注于上帝和政治问题,或者说神学-政治问题。这种关注,源自于施特劳斯对自身历史处境的领会,如果说“政治哲学的转向”、“解释学上的坦诚”与“隐微和显白的写作技巧”一同构成了施特劳斯对以实证主义和生存主义(激进历史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智识力量”最深刻的回应的话,那么“两层洞穴说”则鲜明地代表着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整个现代传统背道而驰的深刻意图:现代启蒙理性的传统试图将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引导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而施特劳斯的首要目标则在于重新把人由所谓的“真理和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引回到源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融“什么是正当”和“为什么要哲学”为一体的哲学观念和哲学史视域。     

自然权利理论及其局限——兼论边沁功利主义权利观

发轫于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权利学说在权利理论的发展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边沁对这种先验的、事实上不存在的权利观并不满意,他认为自然权利观存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它是一种先验的主观假定.人们对它的解释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可能带来社会不必要的混乱.自然权利观的语言表述也模糊不清,不符合近代社会对法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要求.因此,边沁批判了自然权利学说,提出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权利观,进而导引出建立在功利原则基础上的法律权利观.     

政治哲学的当代路径：走向古典的现代？——评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思想不应该是温顺的而应该是无畏的，甚至是无耻的。但温顺是控制哲学家讲话的一种美德。——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何谓小政治?——论施米特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回应

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关于政治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对话和交流。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于1963年再次修订,在这一修订版的新增注释中,施米特共三次提到施特劳斯。在小政治这个话题上,施特劳斯在1932年的评注中对施米特提出了挑战,施米特则在1963年做出了回应。这次回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碰撞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和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交锋。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西方自然观念的嬗变与近代政治哲学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通过区分自然与习俗,自然法得以形成,从而开辟了古典政治哲学的道路。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反对古典自然法的哲学基础——自然,而诉诸新的哲学基础——自然状态。虽然二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从特有的价值取向来看,二者都主张追寻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有效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具有"非历史性"。到了18世纪,近代政治哲学的"非历史性"问题开始遭到质疑和批判,这便是以"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历史观念"的出现。"历史观念"认定一切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这就造成了古典自然法传统及近代自然权利的衰落和虚无主义的滥觞。为了克服"虚无主义"而主张回到"自然"的方案不免重蹈绝对主义的覆辙,依然没有摆脱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二元对立的困境。     

黑格尔权利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之法”的重建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政治学研究,长期面临着自然、道德以及理性三种必然性论辩原则的分离与孤立,处在相互混淆与僭越的窘境之中,却不曾明确究竟何为自身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必须坚守并由此得以存身的“理性之法”.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开创性地重建了政治哲学的“理性之法”,认为世界真理的绝对精神本质在政治社会实践领域体现为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政治世界的真理和正义首先在于个人自身内在的自然、道德及理性三种必然性的自由本性及其客观权利的实现,在其理性认知及论证方法上,即是事实、价值和理性三种必然性原则的历史性辩证统一.     

关于自然权利的哲学反思

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从传统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休谟问题”看,自然内在价值只属于“休谟问题”中的“事实”范畴,而自然权利属于“价值”范畴,它才是非人类中心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另一方面,某主体是否会出现道德权利问题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在于它是否存在于一定伦理关系中,而进入伦理关系的根本资格在于此主体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内在价值的存在表明自然物具有这样的资格,因此,自然权利是成立的。从“自然内在价值”这个“事实”、“是”,以一定中介或条件,能够推导出“自然权利”这个“价值”、“应当”。确认自然权利概念,应该并能够成为人类的共识,这对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与自由

在思想史上,马克思一方面承接着霍布斯、洛克以来的理论问题阐释了自然和自由的关系,从人的自然属性中把握到了人的自由属性,提出了现代权利和自由的概念;另一方面,他又在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之理论视角的转换中,确立起了理解现代自由概念的新坐标,从而又修正了霍布斯、洛克以来关于自然和自由的解释路数.从前一方面来看,自由和自然是相统一的;而从后一方面来看,自由则突破了自然的局限,进而获得了更为宽广的意蕴.这看起来似乎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一个矛盾,然而这个看似是矛盾的方面,却使得马克思在既继承又超越过往思想史的双重关系中,真正打开了理解现代社会矛盾的缺口.     

自然权利与现代性的开端——兼论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

现代生活和现代价值的根本维度在于传统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去神圣化而转向世俗生活,政治、经济、包括科学都开始了围绕人自身的利益和幸福服务的目的。造成这一价值翻转的根源在于现代政治对自身的不同理解,本文对开辟"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托马斯·霍布斯进行现代性发端的分析,说明现代政治哲学不仅明确拒斥了古代超验自然法传统,而且通过建立现代自然权利论体系,完全彰显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为启蒙哲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通过对现代自然权利论的重构论证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对中国现代性生成、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关联能够达成基本理解。     

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的权利

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家所推崇的自然法,到近代霍布斯、洛克等人演绎的自然权利,再到当代环境伦理学家所推崇的自然的权利,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古代、近代,人们借"自然"之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现代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赋予自然以权利,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权的扩展.尽管各个时期没有哪一种有关权利的理论能够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但这不但不影响它们的实际价值,而且还体现人类观念的革新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道法自然”的政治哲学意蕴

道法自然是道家哲学的主旨,它涉及到道与自然两个关键概念。道家的道描述的是自然规律的秩序,体现了宇宙内部及宇宙背后固有的力量,但也带有浓厚的人间理想政治的诉求。自然既指向事物的内在秩序,也包括人们把握事物本性的方式;体现了道与物的关系;它还承载着个体心灵自由的意蕴。     

论虚无主义的历史主义根基——兼论施特劳斯的海德格尔批判

海德格尔根植于现代历史主义的观念,认为永恒的理念和超验上帝都基于对存在本身的误读,从而将一切思想理解成时间历史中的生存性解释。由于取消了哲学基础和上帝观念的合法性地位,海德格尔否定了道德哲学,其思想中也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此,海德格尔将历史主义推到极端,一切都变成了某个历史时刻的决断,现代人行动赖以遵从的习俗、规范的道德根基丧失了逻辑地平,历史主义走向了虚无主义。因此,要真正克服虚无主义,走向非理性的存在主义是个不归路。只有从理性主义的内部,从前现代的古典理性传统中寻求资源,恐怕是目前抗击虚无主义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