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环境研究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安排,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过程与格局必然受到一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正式制度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保障作用:以宪法、法律等制度性安排保障各级政府独立的财政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间达成的财政支出划分进行明确界定;对上级政府进行财政支出责任的承担提供一定的制度安排、以制度保证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公平性及整体性.同时,对影响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非正式制度的负效应通过构建财政文化氛围予以化解:把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入到财政文化中来;使财政文化成为普遍接受的制度安排;把以民为本的理念注入到财政文化中;构建相关机制来增强民众的偏好揭示.     

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中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和扩展 ,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影响我国私营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有道德秩序缺失、传统文化、计划体制的惯性等。强调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型构可以通过仿效、学习以及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构等途径来实现     

非正式制度对政府管理机制的影响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基本功能,非正式制度是相对于正式制度而言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政府管理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良性约束作用表现为在影响政府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中,正式制度不能离开非正式制度而单独发挥作用,因此非正式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影响极具持久性。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来看,它能够很大程度上节约交易成本。非正式制度是在人们长期社会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们所共同认可和拥有的一些认识。非正式制度在政府管理中的影响表现为构建行政文化环境;发挥制度建设路径影响;重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加快思维范式转变。     

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

一、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法律依据的现有类型世界上有许多联邦制国家是多法域国家，不仅存在着法律冲突，也存在着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然而由于各国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各国处理这个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大不同，在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上也表现各异。大体说来，这种依据有以下三种类型：１宪法性条款以宪法性条款为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家主要是在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件中，以专门的条文规范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由于宪法性条款只规定有关制度的原则性问题，并不涉及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     

非正式制度约束同我国宪政建设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社会的最终建成不仅要依靠宪政体制自身的完善和改革,还必须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改良与完善,努力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使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宪政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和谐,使宪法、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约束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必由之路。     

解决争端方式的选择——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分析

解决争端有不同的方式,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正式解决方式和非正式解决方式,自己解决方式和第三方解决方式。基于不同的条件制约,人们采取了不同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出现了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经验模式。法社会学界对不同条件制约着人们选择不同的解决方式存在不同的理论:简单关系和复杂关系;社会发展程度;文化影响;核心关系和边缘关系;利益的计算。这几种理论各有不足,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找到与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相契合的理论支撑点。     

韦伯与斯诺：非正式制度认识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的变革更为关注,认为正式制度是理性的,而诸如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不理性的。从中国汉代到清,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新疆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中是很独特的,新疆的基层治理方式自汉代以后,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如羁縻制度、伯克制度、督护制度、军府制度等,这些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文化的特性。可以说,非正式制度在实现治理的过程具有理性的成分。当前,我们应该从重视正式制度安排转变到重视非正式制度融合．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提供了借鉴意义。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冲突与感性选择

国有企业改革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最典型的制度转型。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变化速度、可移植性、功能和机制上的差异,二者之间相容性与不相容性同时存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制度冲突（不相容性）导致的张力必然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反过来个体行为也会影响到制度冲突。     

WTO与司法审查——以行政行为为视角

作为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WTO规则,其透明、规范和程序法定的法律规则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WTO规则所要求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也将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为与WTO的规定相协调,除了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外,在目前的司法体制条件下,还可以通过在相关法律中以专门条款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及完善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等相关制度方式解决。其中修改宪法、完善其他的法律将是立法者协调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与原则体系冲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文化与制度耦合:一个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单项的和系统的制度。其中内在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内在制度在发展中可以“外化”,非正式制度可以转变为正式制度,由此可见文化与制度的重要关系。本文回顾和整理了已有的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试图构建这一前沿问题的研究平台。     

经济转型时期的非正式制度缺失

非正式制度具有内生性、依附性、边缘性、排他性和替代性特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与之相容的非正式制度的缺失,会导致正式制度失效。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正式制度失效,正好可以解释全要素分析中的“残差”问题。在经济转型社会的生产函数中,应引入正式制度因素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     

法律边疆地区的刑罚思维方式研究——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考察与分析

当前,我国法律边疆地区的制度结构依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二元结构,对该地区的刑罚运行构成了明显的制约。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刑罚压制思维过于强调正式制度的作用,无法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进而使正式制度无法有效展开,因而应当受到清理。以刑法谦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刑罚治理思维,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有效对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刑事冲突,而且有利于增强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因而应当得到提倡并且能够通过建立商谈与妥协理论得到贯彻。     

制度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制度建设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制度建设应该涵盖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执行三个方面,三者缺一不可。产权是正式制度建设的核心。在对正规经济活动提供有效法律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通过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遵守正规法律制度的成本,将大量非正规经济活动纳入正式制度保护的范围;道德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要敢于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要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与法治宽容相结合。由于路径依赖、利益集团以及政府自身转型等因素的存在,决定了制度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制度设置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中的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政治制度、婚姻制度、继承制度以及生育政策等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非正式制度中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也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有时正式制度甚至是通过非正式制度来发生作用的。因此,应当重视通过调整制度的设置来调节人口再生产。     

非正式制度与国企民企融合发展

国企民企融合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要求,是今后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改革内容。在双方长期融合发展实践中,人们在重视正式制度建设的同时,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及作用。国企民企融合发展实质是交易成本问题,相关非正式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弥补正式制度不足,产生良性的路径依赖,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国企民企融合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缺失、制度冲突等问题,导致非正式制度低效,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对双方融合发展形成障碍。对此,需要加大非正式制度建设,其中企业文化的整合是关键,相关正式制度的健全也必不可少。     

海洋划界中的权利冲突区 ——"灰区"相关问题研究

2012年"孟加拉湾划界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将"灰区"视为自然处理的结果,使得已存在"灰区"中的权利归属不明确,未来如何避免产生"灰区"问题也未提供解决思路。本文通过分析该问题产生的技术、制度、司法等方面的原因,并以将"灰区"定义为"权利冲突区"为突破口,将该问题归类为划界争端,使得已存在的"灰区"依靠传统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来解决,而未来避免产生该问题时可将其视为特殊情况来考虑。"灰区"是第四代海洋划界产生的"副产品",该种解决思路可保证在现行海洋法框架内解决,不致产生巨大的变革。     

论我国政府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交易行为有重要影响,当其与正式制度相容时,能有效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执行,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及我国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面临大量的制度变迁,导致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一致,但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达到制度相容,提高经济绩效。     

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与传承

城镇化进程需要有文化的支撑,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的文化诉求。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追求城镇化经济指标的同时必需理性思考文化的传承。依据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共存共依的基本路径:一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二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前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后者旨在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及我国的对策

ＷＴＯ中最耐人寻味的是其争端解决机制。它既包括非司法性解决程序,又包括司法性解决程序并且是以司法解决程序为主的程序关系,具有准司法性。我国历来主张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一般不主张通过国际司法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以往对于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协议,我国都予以保留。但是,利用ＷＴＯ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利我国同国际贸易伙伴磋商和贸易争端,改善我国的谈判地位和贸易待遇。这次入世,我们必须利用世贸组织解决争端机制,接受管辖,解决争端。     

民法引致公法所带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与协调

民法引致公法有其社会历史原因。民法在引致过程中,在公法规范对私法效力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授予司法以自由裁量权。司法权本身的理性和能动性质决定,其在此时行使着事实上的"违宪审查权力"。由于我国宪法没有赋予其违宪审查权力,故行政机关对此类判决或者不予配合,或者司法判决使行政权力的行使无助益。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应通过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审理法院和当事人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审查制度去解决二者冲突,同时形成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