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来人口生育及子女居住教育状况调查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外来人口常住化的趋势，很多外来人口的子女会随之一起迁移入城，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外来人口愿意选择在其迁移地建立家庭、生育子女。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必然会带来外来人口生育、子女居住及子女教育等严峻而紧迫的问题。上海市作为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之一，其容纳的外来人口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对外来人口生育、子女居住及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各地传真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街道 四项措施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1.实行“大小户口”管理模式,按照以房管人,控制源头的思路,建立出租户的“大户口”并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将外来人口的各种情况都登记在册,建立“小户口”,并定期与外来人口见面核实。2.依靠公安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发挥执法部门的震慑力,对出租房屋和外来人口居住密集区进行联合整治,检查《婚育证》,没有婚育证的限一个月内回原籍办理。3.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热心为流动人口服务,实行教育、管理、服务一体化。社区外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站免费为外来人口提供就业…     

广东省外来人口的定居性与流动性初步分析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文章分析了广东省外来人口在居住地的时间分布情况,描述了不同人口属性和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外来人口在居住时间上的差别,并且描述了在居住地出生"外来人口"的一些特征,最后利用Logistic回归对影响外来人口居住时间长短的多种因素做综合分析。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最后指出,必须正视大量的外来人口实际上已经转变为长期定居人口的事实,并解决其产生的相关社会问题。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研究

通过2010年和2000年普查数据分析了西安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呈现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聚集度下降、外围区域聚集度上升的特点；而空间隔离程度变化不大；又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空间隔离的因素，发现对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有影响的因素为个体的留城意愿、居住稳定性、所在社区的性质和所在区域。     

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对其健康影响之考察——以上海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200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一个特别重要但是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城市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健康的问题。通过与本地居民的对比,发现外来人口的身心健康好于本地居民,但在居住条件、尤其是住房条件各方面均表现出对本地居民的明显劣势。回归分析结果说明,控制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居住条件的确是影响城市外来人口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但对于不同的健康指标,不同居住条件变量作用的大小和方向有所不同。此外,对居住条件与户籍身份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居住条件对城市外来人口健康的影响总体上弱于对本地居民健康的影响,不同的居住条件变量对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健康的影响关系有所不同。这一结论将有助于政府部门制定更加适合外来人口的改善居住条件与健康状况的相关政策。     

迁移与滞留：广东省人口老化的区域特征研究

论文描述了广东省人口老化的基本过程,分别从经济区、大城市、农村、外来人口聚集区与人口大规模外流区等多个层面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特征。指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青年人的流动和老年人口滞留在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是影响人口老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外来女性劳动力人口出现的新情况——上海市两区调查

为了研究上海市外来人口的新趋势,我们在1996年下半年对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和虹口区凉城的外来人口作了专项调研。前者是上海市市郊结合部,后者处于中心市区外围,集贸市场集中,吸纳外来人口尤其是家庭型的外来人口多。我们走访了有关区公安局派出所、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里弄、街道委员会广泛听取意见,查阅有关数据和资料,同时重点对五角场地区国年路、凉城地区水电路、车站北路三个集贸市场进行随访调查。调研情况如下。 表1 五角场地区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构成     

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

以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的代表,探讨中国超大城市常住外来和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总体而言,常住外来人口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要高于常住户籍人口,且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错位形态存在差异。分行业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公共服务业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而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常住户籍人口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程度相对较高。由计量分析发现,住房价格水平、就业集聚规模、高端产业比重和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差异均产生相似的影响;而租赁户数比重和低端产业比重对不同户籍属性人口的就业－居住空间分布则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旧城改造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以武汉市为例

旧城改造对于塑造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政府、企业和市民这三个主体的相互作用来体现。不同主体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不同,使得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不同空间范围内聚集,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在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界定2000年武汉市社会空间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不同主体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办事人员聚集区、外来人口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产生显著影响;企业对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和农业人口聚集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市民则对办事人员聚集区、离退休人员聚集区、人口快速增长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这反映了旧城改造过程中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市民有限参与的现实状况。     

大城市“两地婚姻”的变动趋势及特征分析——以北京为例

本文基于2004-2012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的分析发现,北京本地通婚的夫妇仅占所有新婚夫妇的41%;两地婚姻中,外来人口(包括落户北京的迁移人口及尚未落户的流动人口)与北京本地人口的组合占比约36%,外来人口之间的组合占比约23%,但在时序上有上升趋势。相对于本地通婚,两地婚姻的夫妇普遍结婚较晚,且多为高学历男女的组合。"双外夫妇"的增多重塑了北京的文化,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人力资本替代效应及影响分析

人口迁移流动是改变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流动造成的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变化是否一致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口素质结构转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探讨其形成的经济原因和造成的经济影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群体和中等教育及以下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净流向相同的状态,而2013-2015年以来各省陆续出现净流向相反的现象,形成了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替代效应。高等教育人才的净流入地区是经济发达省份、地理条件优越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省等三大都市圈内的六个省市的高等教育净流入人才占跨省高等教育净流入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替代对当地的经济影响表现为三点:第一,改变当地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使高等教育群体及中等教育群体人数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第二,改变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第三,拉大地区劳动力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两点政策建议:首先,地方省市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手段控制相应的流动人口群体规模,而不必依靠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以及硬性提出人口调控目标来管理流动人口规模。其次,地方政府要做好地区经济规划以及定位,充分认识现在的人口替代对于未来地区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特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2000年全国流出人口主要源于川皖湘赣豫鄂桂,流入人口集中在粤浙沪苏京闽,流动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6%。人口流动主要路径有10条,其中到广东的占6条,到上海的有2条。省际、省内县际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29.4%、25.2%,市区内、县内乡镇街道间流动人口占24.5%、21.0%。     

京津冀区域近十年来人口分布格局研究—基于空间数据探索性分析方法

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京津冀2000年到2010年人口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结论表明十年间人口聚集性在增加,主要原因是北京对人口吸纳的极化效应在增强,天津极化效应还没有表现出来。京津冀地区内部必须缩小发展差距,否则人口聚集的极化效应将更加突出,最终影响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及其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率较低,而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好于男性流动人口。而影响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程度、劳动合同、合同协商、工会、企业性质等是影响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显著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生育保险参与的对策思考。     

利用出生地资料进行人口迁移分析

在世界各国的人口普查和其他人口调查中 ,“出生地”是最广泛地被采用的人口迁移项目之一。在人口调查中 ,所有的人都可被分成迁移者和非迁移者 ,利用“出生地”资料 ,不仅可以获得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数据 ,而且可以获得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迁移信息。这一方法的优点是 :便于调查 ,所得信息准确、全面 ,但其局限也同样突出 ,如不能反映人口迁移发生的时间和迁移次数等。在运用这一方法时 ,应注意将出生地信息收集完整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产业疏解背景下北京市人口保有规模测算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应控制在2300万以内,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然而从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北京市人口规模很有可能会出现持续减少,保持稳定面临挑战。如何在保证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情况下维持城市应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利用城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北京市城市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辨识及确定各部门间就业人口的合理比例关系,测算出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后所必须保留的最低人口规模即人口保有规模为1800万;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后的总就业人口规模约940万。由此得出的结论,希冀为北京市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建议。     

基于人口结构的基础教育投资模型构建

研究人口结构与基础教育投资的数量关系对于基础公共教育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首先探讨了纽约、东京及英国等城市与国家的人口结构与基础教育经费投资的关系,找出影响因素并建立基础教育经费支出模型,以此为基础建立适用于北京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的数学模型,是由基于低生育率、基于高人口密度及基于高人口成长率的三个子模型组成,并提供了参考数据,未来北京市可依据实际人口发展,有选择地使用三个子模型进行基础教育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