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玉篇》引《说文》考

宋本《玉篇》明确标注出的引《说文》(大徐本)的内容,包括释义、析形、书证、注音、字形和重文。其引文与《说文》相应条目的不同,表现为十二个方面。修订者参考了不同于大徐本的说文本子,或者引用时改动了原文,以及宋本《玉篇》和大徐本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都可能导致这些不同。     

《经典释文》引《说文》资料与大徐本《说文》比较

将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说文》有关释义的资料与今存大徐本进行分类比较,认为陆氏引文确有许多条目对于今存大徐本《说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然亦有陆氏误引以及流传中出现讹误等情况,在利用其校勘今本《说文》时,要注意分析、鉴别。     

《段注》与《广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广韵》中大量训诂资料,求证《说文》本字本义,纠正今本《说文》的讹误,力图恢复古本《说文》的原貌,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审察《广韵》,把《说文》释义与《广韵》释义进行比照,以《说文》本义为主线来贯通《广韵》中的引申义与假借义以及古今词义的差异,纠正《广韵》的释义之误。     

《五经正义》引《说文》考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孔颖达的疏(以下简称孔疏)中引用 的《说文解字》原文，所用的体例主要有全引、节引、叙引等三种。本文对《五经正义》孔颖达疏中所引《说文》各条进行了 穷尽式辑录，所辑引文285条，与今通行大徐本(陈昌治本)进行了逐个比对，对有差异的条目，参考有关文献，力求考得 是非；对一致的条目在附录中逐一列出，以求对《说文》的使用和研究有所帮助。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

顾野王的《玉篇》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籍注释及字书材料，其中尤以引用《说文》为夥，几乎每条之下都引《说文》，且引文严谨，不似他书有窜改之处，因而《原本玉篇残卷》自从发现以来就被看做校勘《说文》的珍贵的古本材料。《原本玉篇残卷》由于传抄等原因，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对《原本玉篇残卷》中征引《说文》的训释材料进行详细的辑校整理，可以补今大徐本之不足，订正《说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说文》提供更为广阔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材料。对糸部字的校释说明了《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中都存在着讹、脱、倒、衍的错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本玉篇残卷》对校勘《说文》的价值。     

黄侃巾箱本《广韵》校勘及其音韵学研究

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十分重视《广韵》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黄侃继承清代传统语言学成就,在《广韵》校勘及其音系研究上开掘甚多。黄侃独特的批校方式,与清儒迥然不同,他把校勘重心放在《广韵》音系的整理上,归纳《广韵》韵类与古韵的关系,梳理《广韵》又音,探寻《广韵》韵字与《说文》的关系,阐释文字孳乳变易过程,努力使《广韵》研究与《说文》《尔雅》结合在一起,使得音韵、文字、训诂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所以,黄侃不仅校勘《广韵》,而且通过校勘《广韵》进行音韵文字的综合研究,以探讨《广韵》当时编撰上的问题。文章循此思路,把研究重点放在黄侃与陈澧《广韵》音系的比较上,并就陈澧《切韵考》中的《广韵》韵类与“增加字”等与黄侃批校之关系做了深入探讨,从而全面展现黄侃音韵学之渊源,总结黄侃校勘中之得失。     

《史记》三家注引《说文》校补“大徐”

《史记》三家注在注释中用《说文解字》共139字次,是宋代以前引用《说文》较多的资料,也是目前所知保存最早的《说文》材料。其中83字次的训释和大徐本《说文》有程度不同出入,从中可以发现大徐本的错误,纠正今《说文解字》的不足。     

《集韵》所引说文与徐铉《说文解字》注音比对——补证《集韵》所据《说文》底本为徐铉《说文》注本

《集韵》在《广韵》的基础上修订,收字囊括《说文》所有字,所引《说文》数次也史无前例。《集韵》所引说文与徐铉《说文》注本注音有很大一致性,《集韵》所据《说文》底本当为徐铉《说文》注本。     

黄侃的《广韵》研究

黄侃对《广韵》的语音系统做了深入研究,得出声类31类、韵类335类的结论,并把所得声类与上古音和近代方音进行历时比较;对《广韵》的又音系统做了系统梳理;把《广韵》与大徐音的反切异同做比较;对《广韵》做了文字整理和正讹的工作。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都较前人有突破,得出了许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结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五代韵书引《说文》续考

唐五代韵书,指自20世纪初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鲁番地带的唐五代写本和刻本韵书,还包括蒋斧本《唐韵》和故宫博物院所有的两种《刊谬补缺切韵》。依照周祖谟先生在《唐五代韵书集存》一书中的分类,我们将这些韵书分别称为：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分为敦煌本王韵和宋跋本王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唐韵写本;五代本韵书。这些韵书大量征引《说文》,其所本应为唐本《说文》。唐本《说文》对求许书之真有着特殊价值,正如周祖谟先生所说：＂不有唐本,终难定二徐之精粗美恶。＂这些资料大多为清代治《说文》者未能见及,今人校勘《说文》者如王贵元师《说文解字校笺》亦未能利用。经过穷尽性搜索,共辑得引文796条。将这些引文与前人校勘《说文》成果相互比勘,或补正今本《说文》,或证明后人皆以为今本《说文》误而实际不误。本文为其中数例。     

《说文解字》中的声训类型

《说文解字》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词典,在释义上除了采用形训和义训的训诂方法外,也用了大量的声训。从行文的形式和被释字与用来声训的字的形体联系对《说文》声训进行分类考察,进而探讨《说文解字》声训产生的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     

《说文解字系传》解说语词语拾零

徐锴在阐释《说文》时,注意用当时的词语(包括其方言词语)进行语言转换,因而记录了一些唐五代词语。这些词语有《汉语大词典》未收录者10例,有《汉语大词典》收录而释义未备者3例,有《汉语大词典》收录而书证偏晚者11例,对《汉语大词典》和《唐五代语言词典》的修订具有参考价值。     

英语“予、取”类动词语义与句法关系浅析

句法—语义界面理论核心是把句法和语义结合起来去探求语言的内在规律,去寻找句法背后的语义动因。本文通过运用该理论对英语"给予"和"索取"类动词句法表现形式的考察,探寻这两类动词句法表现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其在汉英互译中趋于"信、达、雅"提供理论参考。     

“进＂对“入＂的历时替换补说

本文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在前人基础上对表示“进入”义的“进”对“入”的历时替换作出进一步补正,认为表示实在意义的“进”在历时发展中逐渐替代了“入”;而表示抽象意义的“进入”时,“进”对“入”的替换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少数组合中的“入”可被“进”替换。     

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本文在吸取众多学者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对传统“六书”作为汉字构形的演化 ,尤其对其中“假借、转注、形声”提出了新的解说 ,以重现许慎《说文》的本原意义     

素描中“线”的理论内涵及其把握

"线"是素描中最直接的语言形式,它主要是为塑造形体服务,但同时又充分体现出独特的韵律特征,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由于素描中的"线"还渗透着画者的情感和情绪,因此"线"的判断和把握离不开绘画主体的参与,离不开画者的艺术感觉;对"线"这种绘画语言形式的把握应该与画者自身造型能力的培养、情感的表达和创造精神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