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闪离”: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社会基础及趋势——基于赣南Y村个案调查

一向重视婚姻家庭的赣南客家宗族性村落近十年来出现大量"闪婚"家庭。打工经济和村落惯习的互动共同形成"闪婚"的社会基础,"闪婚"重效率不重感情的市场逻辑难以保证婚姻幸福,从而导致"闪离"家庭的出现。"闪婚闪离"表现出婚姻观念自主开放、婚姻仪式简化、个人权利意识增强离婚增多、彩礼飞涨代际剥削越来越严重等现象,表明迈向核心家庭化和私人化的农村青年婚姻变革的某种趋势。     

“闪婚”：社会流动背景下的父权与婚姻

以江西安义农村为例,探讨打工潮流中,农村婚恋家庭领域新现象——“闪婚”的成因,找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归宿。研究发现,将婚姻形式的偏好纳入流动的时代背景,从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模式切入,“闪婚”成为安义农村地区婚姻形式主流具有结构性原因。年轻人在打工时代遭遇了本地恋爱不现实、跨省爱情风险高等婚姻困境,父辈对年轻人的婚姻支配权及对他们婚姻稳定的强烈期待,共同促使“闪婚”成为当地婚姻“潮流”。“闪婚”是代际双方顺应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做出的无奈之选,务实之选。     

传统中国的“公法”与“私约”文化概略

观察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可以发现其在相当程度上的自治能力,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民法生态"。从形式上看,这得益于传统社会的各类契约制度规范,比如"公法"性质的"社会契约"和"私法"性质的"合同契约"。而深究起来,这种"公法"与"私约"背后则是一种契约文化的力量。通过对传统中国的契约文化研究,用大写意的笔法勾勒出传统社会契约文化之轮廓,再借助法律史学的方法对传统史料进行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解读,最终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并非一盘散沙,民众对于权利话语也非简单地排斥。相反,此种社会自有其相互缔约形成的公共秩序,普通百姓在私约的订立和维护中也日益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民法生态。     

“诗性形态”的浮沉: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以小说为中心进行考察

"文体互渗"是指不同文本体式(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适应以赋予新的结构性力量而生成新的文本,这一文学形式现象实质上标识着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关系而生成的一种存在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互渗"现象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文体互渗"超文本作品的涌现,二是"文体互渗"现象的另类镜像。它们皆折射出中国现代作家与对象世界之间确立共存关系而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状态,即"诗性形态"的彰显与消隐。其"诗性形态"(尤其以现代小说为典型)的浮沉是与现代作家的个性人格、社会时代意识、读者的阅读接受以及文化精神密切关联着的,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在明代的五伦关系中,正在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一伦为重;而在夫妻一伦中,夫妻关系正在被夫妾关系所取代.这是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是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中的明清家庭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文章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义夫"进行适当的辨析以及对明代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男女哀情故事的举例,借此说明在传统的礼制下,夫妻之间是一种"终身相倚"的关系.这种终身相倚,仅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并非丈夫对妻子必须忠诚.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以及传统士人对义夫现象的宣扬与鼓吹,不仅仅是对原始儒家伦理观念的一种复兴,而且是情感逐渐取代伦理的新反映,是基于新的社会土壤之上伦理关系的新动向.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和谐家庭”视角下的雇主与保姆

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也是人际关系和人际交流中很难把握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保姆行业产业化,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雇主与保姆的关系与传统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元素。在"和谐家庭"的视角下,要处理好雇主与保姆关系,应建立权利与义务的合作关系,以相互恪守承诺为首要原则;延伸以血缘为主的家庭关系,相互以家庭成员对待;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相互信任坦诚交往。     

试论现代家庭的伦理建设

现代家庭的伦理建设必须建立在家庭成员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因而它与传统家庭伦理有许多不同之处,需要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进行扬弃,同时要具备有现代特色,需要加入经济、心理、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平等互爱是现代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共同进步是现代社会对家庭成员的要求,而尊老爱幼永远是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伦理追求     

浅析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的属性差异

现代设计艺术与传统绘画在多数人看来是同根同源,表现形式和表达语言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从两者的创作动机、价值取向、视觉态势、涉猎范围等方面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两者在关系上因归属于不同行业和领域而表现出本质差异。现代设计艺术是一种以市场和商业价值为特定目的实用艺术,而传统绘画更强调个性情感和主观思想的表达。强调两者的差异,不是否认和剥离两者的关系,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界定各自的规律和属性,使两者在各自正确方向引领下,相互交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论家庭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家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家庭文化形态和内容.传统家庭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儒家伦理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在家庭文化中的表现.但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现代家庭文化无论在家庭模式、家庭成员的关系,还是在家庭决策的价值标准和家庭成员所遵循的道德规范等方面都不被限定于一种形式或一个标准,而以尊重个性、实现民主化为原则.这样,就意味着传统家庭文化的嬗变与现代家庭文化的重构.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新疆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民族特点及制度变迁

哈萨克民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的习惯法到现代社会制定法逐渐变化的过程,其内容涉及婚姻和家庭的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了解哈萨克族传统婚姻家庭制度,有利于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结合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特点,更好地贯彻现行的婚姻家庭制度,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创建和谐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新世纪我国婚姻家庭发展的趋势 --兼论新《婚姻法》

我国在 2 1世纪的全面发展 ,不仅对我国婚姻家庭及婚姻质量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且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为婚姻家庭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2 0 0 1年 4月 2 8日颁布实施的新《婚姻法》深刻反映了新时期我国婚姻家庭发展的客观现实 ,是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和提高婚姻家庭质量的重要法律保障     

我国婚姻法的变迁: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基于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

婚姻的充分自由包括结婚的充分自由和离婚的充分自由。根据恩格斯关于婚姻家庭的论断,以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比分析1950、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和2011年《<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认为,建国后,我国婚姻法变迁呈现出以婚姻的充分自由为导向的特征,解释(三)更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论断和婚姻充分自由在现代社会的倡导和实践,是改善妇女地位的催化剂,能促进夫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婚姻生活,更好地实现可持续的家庭幸福。     

瑶、汉族婚嫁模式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发现,瑶、汉族在基本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了差异显著的生育文化.从妻居是瑶族十分流行的一种婚嫁模式,这种婚嫁模式动摇了传统生育文化的内核.据此提出,变革婚嫁模式是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主要应通过政府引导、立法规范、舆论导向和政策鼓励推动这一变革的进行.     

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的思考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 ,它经历了 1 95 0年制定、1 980年修订和 2 0 0 1年修订 3个重要阶段 ,不断发展完善。 2 0 0 1年的修订是成功的 ,在内容完善、制度创新、可操作性、法律定位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婚姻法》还处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之中 ,在法律配套、家庭财产制度、亲权等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因而婚姻关系的变动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节奏。作为社会急剧变化形式的经济危机,除对社会整体造成沉重打击外,对个人及家庭的婚姻关系也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在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各国的婚姻关系就出现了与寻常不同的变动特征,结婚率与离婚率均呈下降的趋势,这在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在婚姻变动中的重要影响。     

论蒙古古代婚姻制度——从现代法视角审视古代蒙古族婚姻制度

蒙古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设立,基础在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蒙古人民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风俗习惯,并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加以固定。早在蒙古古代的婚姻家庭制度中,现代意义的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有所体现,可以说,蒙古古代婚姻制度为现代文明时期的婚姻制度的设立、完善起到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