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文心雕龙》征引《诗经》分析

《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有80余处,但文学界研究《文心雕龙》与《诗经》关系的文章很少。本文针对这个以往文论界较少关注的问题,将《文心雕龙》中征引《诗经》的部分摘出,以再现刘勰对《诗经》的高度赞颂和深入研究,并揭示刘勰大量征引《诗经》内容对纠正南朝不良文风的重要意义。     

《文心雕龙》诗学观念下的《诗经》阐释

《诗经》因无限阐释被推到一个至高无上的经学经典地位。刘勰以宗经观为本位,又逸出宗经观,以“雅丽”为诗学准则对《诗经》进行了解除经学经典的文学性阐释,突破了汉儒美刺论《诗》的传统。齐梁时期,经学与文学的纠缠、刘勰文质并重的诗学理想等因素促成了《文心雕龙》雅丽释诗的倾向,因而从《诗》学到诗学,刘勰的诗学思想逐渐走向圆满。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

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郭杰从楚辞到汉赋，其间一脉相承而又颇有嬗变，迹象至为昭然。作为《诗经》中写作方法之一的赋，递转而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文体，其具体嬗变过程，刘勰已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作出完整而精确的描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     

从集部目录的流变看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以《汉志》《隋志》《总目》为例

从集部角度比较《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三部目录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既是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从屈原赋之属到楚辞类,楚辞逐步走向经典。别集类的立类及书目传承一方面展示出作家主体地位逐步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文学正统观念的加强。     

略议《诗本音》对《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处理的矛盾

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探讨集中反映在他的《音学五书》之《诗本音》中。而《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的问题正属于《诗经》韵例的研究范畴。在《诗本音》中,顾炎武一方面认为虚字不入韵,另一方面又认为虚字可以入韵。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顾氏的观点有得有失,值得后世学者加以深究。     

《时序》与《才略》:刘勰对文章时代性之论述

刘勰《文心雕龙》所勾勒之文学史,非仅止于文学经验的集合,更是一必然规律的实践,文学史与“文律”是一体发生的.刘勰的态度表现在《通变》篇对文体、文数之常、变原则的讨论中.然而,在文律之外,现实中确实可见众多外于文学的偶然出现,却又作为文学创作背景之因素,特别是因君王好尚与世道盛衰所造成的时代整体境况,更是刘勰回顾文学发展过程时不能不正视的另一类变因.在文章历史中,“时代性”作为变因,其影响并不明确,不具绝对、全面的主导效力;若真有时代对文章必然之影响,唯出现在世况有道的前提下,但一旦有道,亦已因道所具有之恒常性而取消了时代的个别之特性.文律故始终是决定文章历史的最大关键.     

《诗经》有《鲁颂》、《商颂》而无《鲁风》、《宋风》解

《诗经》有《鲁颂》、《商颂》,而无《鲁风》、《宋风》,其原因是由鲁国和宋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从刘勰评骚看《文心雕龙》的通变理论

刘勰以通变的观点来论述楚辞的渊源、楚辞的新变和楚辞的影响,显示他卓越的眼光;而把对楚辞的评价放在《文心雕龙》全书显要的位置,表明其目的是要通过对楚辞渊源和影响的分析,阐明其文学通变的理论,即以楚辞为通变的范式,来论述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无疑也显示出《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严谨精审。     

《诗经》至《楚辞》山水审美意识之演进

通过对《诗经》、《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可以发现 :《诗经》多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背景材料 ,景真实而语简朴 ;《楚辞》比兴的背景材料更为丰富 ,景多虚而词尚丽。《诗经》多以“水”象征绵绵愁绪和渲染情绪与气氛 ,情景交融者较少 ;《楚辞》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 ,且每每以自然山水历程之艰险象征人世道路之艰难 ,情景交融者甚多。《诗经》山水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敬畏山水自然之神到以山水为比兴材料及愉悦对象的变化过程 ;《楚辞》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山水等自然神的亲和感和热爱感。较之《诗经》 ,《楚辞》的山水审美意识更强了 ,山水审美的自觉性更高了 ,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了 ,为迎接山水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屈原遇知音 《楚辞》有妙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 ,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     

继承与拓展——刘勰之骚赋观管窥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刘勰在吸取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在其著作《文心雕龙》里对楚辞及赋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拓展。其关于骚赋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心雕龙》的《辨骚》篇及《诠赋》篇。本文主要结合刘勰以前研究者的论述来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关骚赋的论述进行分析,以探究刘勰之骚赋观。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屈原遇知音《楚辞》有妙用和赏——刘勰《辨骚》篇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从文学层面来全面而公允评价楚辞的专论，刘勰从批判汉儒以“经”解“骚”的错误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取熔经意”与“自铸伟辞”有机结合的艺术特征，由此总结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附其实”的创作原则与文学规律，刘勰的楚辞论，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     

《文心雕龙》创作论三题

刘勰结合列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辨骚》篇及其有关篇章,以屈原《离骚》等楚辞为典范,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执正驭奇"的"奇正"美学观,"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以及"取熔经意,自铸伟辞"的继承与创新的结合观,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试论《焦氏易林》的易学建构

作为汉代经学兴盛时期的诠《易》佳著,《焦氏易林》将《周易》六十四卦演化为四千〇九十六卦、配以四千〇九十六林辞,以独特的文本形式和筮占应用显示其卓异的易学建构。一方面,《易林》融《诗经》《易经》于一体,因易象立文辞、以文辞释卦象,创造出万象缤纷、运舞不休的易象世界;另一方面,《易林》揭橥易象世界之中的恒常天道与非常之变,呈现为六十四卦值日以及四千〇九十六个之卦的易学文本形式,而每一次筮占操作则成为激活《易林》文本的生存论契机。《易林》以六十四卦值日的卦气说统摄纷纭活泼的易象世界,这种易学创制是《周易》在汉代天人之学背景下的创造性诠释,是汉代易学的杰出典范,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