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和中国特色城市化模式——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的反思

“地方政府公司化”理论框架难以完全解释建立在中国特色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城市化模式。基于“新苏南模式”的经验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快速发展秩序背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优越性。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制度,把土地作为公有生产资料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形成政府主导的、公共性的城市开发体制。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普遍、公平地实现市民化,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形成城市开发的社会基础。苏南的经验对全国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土地制度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又快又好的城市化模式,不仅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和农民新型关系的形成。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制度与地方政府激励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财政分权和税制改革，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效用函数发生偏离。同时土地产权不清晰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地方政府受现实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追求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而滥占耕地，导致地方政府目标激励的偏差。本文在建立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的进程中的激励和相应制度安排。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路径分析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现象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权利失衡的结果,农民失地是现象,农民失权才是本质。因此,保障失地农民权益就必须深入剖析我国的农地制度与体制缺陷,从根源上寻找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路径,改革农地产权制度,重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并逐步强化农民利益集团的表达力和行动力。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对“三农”的保护

城市化与工业化总是相伴而生,互相推动,共同发展。而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小规模的农业特征往往会使三农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中国如此,日本也是如此。由于日本的城市化过程早于中国,总结其城市化进程中对三农保护的经验,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矛盾最为突出的三农问题。日本城市化的发展是与工业化一起发展起来的,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用地、配套设施建设到生产、销售等政府都给予种种政策支持,以促进工业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为保障城市化的有序进行,政府对国土进行全面和周密的规划,制定《国土综合开发法》,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保证它的顺利实     

城市化、农民失地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从土地产权制度的视角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问题的根源以及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笔者认为,理解土地产权制度是诠释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关键。不解决土地的产权问题,就无法解决土地的寻租与浪费问题,就无法充分补偿农民失地的利益损失;从长期来看,农民失地问题将加剧中国经济的不平衡性,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延缓经济转轨的进程。     

勇于实践 “修治”国本 关注我国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进程

土地,是民之根本,也是国之根本。对于中国来说,确切来讲,土地是广大农民之根本。所谓根,即关乎生存的话题。近些年,围绕着农村土地问题,诸如强制拆迁、小产权房、基层集体土地寻租等现象颇有愈演愈烈之势。而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加速在推动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同时,带来了城市实体规模的迅速增大和城市空间范围的大幅度扩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与问题都或多或少与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存在的根本性体制缺陷问题有紧密关联。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今年2月15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通过改革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在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上,会议提出要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制定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改革正在释放一系列积极信号。这或许表明,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进入试水区。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缺失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文章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并从我国农村土地立法的缺陷着手，分析了农民土地权益缺失的原因，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探讨

失地农民是一个具有确定内涵的特殊群体,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城市化建设用地膨胀导致大量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丧失造成失地农民权利的缺失。农民土地权益是以承包经营权体现的一束权利,农民土地权益的实质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是破解“三农”问题的起点。     

农村城市化的制度创新

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看,制度是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存在许多制度障碍,因此必须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促进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稳定快速发展.     

我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 如何避免“小城镇综合症”

文章对目前我国在农村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小城镇数量盲目扩张、规模盲目扩大所带来的“小城镇综合症”展开讨论 ,指出积极发展小城镇是加快农村城市化、进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应当遵循“择优发展、重点突出、辐射带动”的方针来发展小城镇 ,以求实现工业集聚和人口集中的规模效应 ,从而达到农村城市化的“量”和“质”的同步提高。     

征地制度的国家视野 ———评《地权的逻辑域》

正征地拆迁天下第一难,围绕征地制度争议不断。学界主流认为,征地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应该加快改革进度。相关研究从三个角度论述:一是农民的角度。认为征地补偿制度没有考虑农民的土地权利,及生存和发展问题,带来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及社会保障无着落问题,引发失地农民的反抗和社会不稳定。二是国家的角度。认为"以地谋发展"模式弊大于利,它加大了地方财政和金融风险,带来土地利用本身的不节约,易引发土地投机和土地腐败,     

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城市化是河南农民非农化战略的必然选择

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的保障,非农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非农化需要城市化作保障,才能更稳定、更持久.将非农化和城市化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才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     

“就地城镇化”展现“社区再造”的魅力

说到一些农村地区、城市郊区以及城纠妻合部的城镇化问题,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农民被征地、被上楼,事实上很多地方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比如被征地农民拿到征地款的同时也失去了土地,坐吃山空,很民返贫;原来乡村的青山绿水被高楼大厦、工地厂房所代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乡愁无处安放……     

中国城镇化与征地困局——基于农地产权视角的思考

从国家悖论与掠夺之手、土地集体所有权陷阱、征地补偿基准不能反映土地的相对稀缺、被征地农民保障制度缺失等方面入手,详细分析我国征地冲突困局的成因,并在对策总结中抓住最核心的土地产权问题进行着重阐释,提出实施限定范围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方案,同时指出土地产权问题并非我国征地困局中惟一问题,而应该以土地产权为重点,结合其他对策实施系统的、配套的改革措施,共同化解我国征地冲突困局。最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土地产权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关键。只有进行同步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才能实现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兼顾的双赢局面。     

论土地开发模式与"人的城镇化" ——兼评征地制度改革问题

国家大规模征地奠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也产生出农民失地、征地冲突等社会问题。人的城镇化本质上是农民脱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对比珠三角、苏南和浙江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不同的土地开发模式深刻地影响当地的城镇化形态。珠三角地区由农民主导的开发模式滞缓了农民的城镇化,苏南地区由政府主导的征地开发模式促进了农民的市民化。站在人的城镇化角度看,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具有合理性。     

中国百姓“住房密码”

中国城市建设的加快,也带来了近几年城市房价的飙升,我们的城市建设者,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与民生的博弈当中,究竟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中国房地产何时才能规范整顿,走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风口浪尖……     

征地制度:城乡差距的一个经济动因

现行征地制度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降低工业化、城市化成本的产物,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刻的体制矛盾导致了严重的弊端。本文进而分析了征地制度对目前城乡差距扩大的影响,表明征地制度已取代“剪刀差”而成为农民利益直接受损的主要经济因素,并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征地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寻求一种能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成果的体制安排,使城乡差距得到抑制,并提出了改革的几点思路。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