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刑法理论中的“南顿”（M＇Naghten）规则

以美国刑事法为研究视角,从“南顿”规则在美国的历史沿革,对于“南顿”规则的不同解读及其在美国刑事法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加以简介,从而为中国刑法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之规定的发展完善寻找到某些可供借鉴之处.     

《文选》曹植《与杨德祖书》“此魏”异文及李善注辨正

萧统《文选》卷四十二所载曹植“与杨德祖书》云: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其中“德琏发迹于此魏”句,李注云:“德琏,南顿人也。近许都,故曰此魏。”胡刻宋本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六臣注文选》皆同。应场字德琏,为后汉应奉之孙。《后汉书·应奉传》云:“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也。”李注谓应场为南顿人,不误。据司马彪《续汉书·郡     

多方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认定思考

对于涉及多方车辆交通肇事的审理,司法实践部门应从刑事法逻辑规则出发,准确判断涉案各方行为是否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进而定罪量刑,而不应简单地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做出刑事判决.当涉及交通肇事的多方车辆成立同时犯时,应遵循“责任自负”及“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判定各方刑事责任的承担.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问题,并结合考察维斯比规则、哈特法、海上货物运输法以及美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补强规则的理论依据——以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为视角

当前补强证据规则已经具有不再局限于刑事法领域的整体意义和价值了,但学术界对补强规则所内含的基本内容之理解还极其混乱,并影响了对补强规则的理解和执行,制约补强规则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补强规则理论依据的研究,直接影响对补强规则之属性的理解,从而成为理解补强规则具体内容的基础.通过分析英美的具体补强证据规则,可以断言补强证据规则的依据都是特定的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可以为立法概括的属性,决定补强规则应当是证据能力规则.     

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问题，并结合考察维斯比规则、哈特法、海上货物运输法以及美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对“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及其法律效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背弃与暗合：刑事和解的祛魅化论辩与制度型塑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情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背弃”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从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论证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理路的暗合,并从中国“和为贵”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视角对该制度进行了理论纠偏与价值辩正,相应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背景下型塑了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构架。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问题探析

“9.1 1”事件后 ,美国领导的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 ,在国际法上找不到依据。美国以“自卫”为由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 ,未能遵循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法规则 ,其行动的合法性令人质疑。     

商鞅战秋菊——法治转型的一个思想实验

本文通过"商鞅战秋菊"这一思想实验检验了法律界日益盛行的从普法到专法的法治转型主张。对法治转型的可能途径与后果的实验检验表明,由于普法型法治已经使法律面前人人知识和权力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寻求建立法律职业的知识壁垒和权力格局非但不能帮助法律人建立专法型法治,而且势必走向专制和人治。法治的实现因此需要中国法律人超越职业主义和精英主义,寻求与普通民众的共识基础,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     

美国反垄断法规制限制竞争协议的两大规则研究

限制竞争协议通常具有反竞争效果,因此需对其进行规制。美国反垄断法规制限制竞争协议的方式有两种,即本身违法规则和合理规则。在这两种规则的适用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变形——非严格本身违法规则和快速合理规则。而在这两个规则的理论研究上,也出现了两分法、三分法、目的分析法及极端举证责任分析法的争鸣。     

系统论视阈下的法治主体研究

鉴于国内学者对于本国法治现代化及其实现路径的问题见仁见智,未形成统一的见解,依据法学界巨擘高鸿钧等人的见解,借鉴刘进田、李少伟的观点,从系统角度分析法治主体的四个要素,指出法治主体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法治主体（独立个人）是当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须和前提,中国推行法治应以个人本位为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实现人的独立自由,以实现法治现代化。     

以德治国：新世纪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

"德治"和"法治"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时期在进行"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以德治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一方面要正确对待传统的"德治",需对之进行"扬弃";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以德治国"的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道德建设需从之着手.     

规律视野中法的本质探讨

在中西方文化中,各种法学学派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和认知都有很大的不同,至今理论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使法治的选择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成为人类普遍的选择：纵观历史,从古代宗法制度到现代法治,从人治到法治,反映了人们对法的规律的认识的加深,因此,也揭示了法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如同自然界有着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的规律亦有其客观性.     

法制现代化视野中的清末宪政

清末“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采取的一次改革活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统治者认可的和平改革。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这次宪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分权、民权和法治原则,初步实现了从皇权至上到法律至上,由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由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价值转型,是一个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制社会的创造性转换过程;这次改革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绝非骗局说可以概括之,它本身对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论中国学术推进型法治构建模式

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是一种构建型模式。大多数学者偏重于从推动法治发展的政治因素来命名与研究中国法治构建模式。文章着重从推动法治发展的学术因素来命名与研究中国法治构建模式,并提出了以学术推进法治构建的具体模式:即"政—学—政—术"模式。按照顺序,其中,"政"指坚持基本的政治原则;"学"指提出各种法治建设的学术思想、观点;"政"指通过专业的政治运作程序确定某一种思想、观点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法治建设思想、观点;"术"指通过具体的措施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法治建设思想、观点具体落到实处。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略论欧美法治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欧美国家人治与法治斗争的历史,法治的确立和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是一种能够平衡国家治理的需要与公民权利保障的最佳途径.欧美政治文化中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理想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法治由最初单纯的治国工具演变成了包含丰富人权内涵的政治理念、制度模式和社会实践,并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具体法治形态,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欧美法治传统的变迁,对中国践行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准确把握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互为基础 ,功能互补 ,相得益彰。因此 ,要充分发挥德治功能。贯彻以德治国方略 ,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加强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 ,突出官德建设 ,努力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