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社会契约与制度规范:企业慈善动机问题研究综述与扩展

企业慈善对调节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学术界对企业慈善动机问题的研究,有三个视角值得持续关注: 第一,经济理性的工具主义慈善视角在企业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争论中发展起来,提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前提下企业慈善与企业经营融合、互补的战略,跳出了传统 "二元"的分析观点;第二,社会契约视角从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出发,为企业经营注入了商业道德和集体责任;第三,社会同构理论认为制度性压力和本地社区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关注,驱动企业导向一致性行动.在企业慈善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背景下,运用多层分析模型,有助于综合解析企业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的慈善角色、动机来源与行动特征,对激发企业慈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作用.     

价格波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

在一般均衡对价格分析中,个体理性得以充分肯定,无论是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还是个人效用最大化;从心理预期对均衡价格体系的失衡影响,到理性预期对价格体系均衡的动态恢复,个人理性代替了国家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有限理性的制约,到行为经济学对人的非理性的认可,经济主体的理性对价格的影响不再是唯一的了。     

社会网络与慈善筹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个案研究

本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观察慈善团体的筹资行为,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个案说明社会网络是如何推动慈善筹资的。文章从慈善团体与政府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与个人的关系三方面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社会网络是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社会资本,慈善团体应有自己的“拥护群”,并将之“资本化”以推动慈善筹资。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立法初探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当事人有劝募人、捐赠人、受赠人、转赠人和受益人。现实生活中依捐赠人参与慈善的方式,有个人慈善募捐、个体向他人直接捐赠和个人设立基金会三种类型,目前在捐赠程序、捐赠当事人法律地位、捐赠财产归属等方面仍存在法律制度障碍,建议修订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个体慈善捐赠组织的合法地位,加强个人慈善捐赠人权益的国家保证,制定受益人的选任标准,规定个人慈善组织的监督和法律责任。     

社会责任视野下的企业慈善捐赠分析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最显著方式之一,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与社会责任的担当融合起来日益成为成功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国内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与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制约和影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还不少,企业捐赠力度的不平衡性,捐赠行为的非理性化倾向,捐赠环境的支持缺位等问题还很突出。对企业与社会、企业与文化、企业与环境的相关性分析,有助于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并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来推进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     

论个体慈善行为的基础

个体慈善行为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与外在的社会条件、宗教文化传统、现行制度和环境氛围有关,还受制于个人的经济状况、道德层次和价值追求。研究个体慈善行为的基础,旨在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文明和谐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慈善捐赠的法律界定

慈善捐赠是多元化的民事法律行为,是自愿、无偿、单务和不可任意撤销的捐赠。慈善捐赠的标的物种类繁多,可为有形财产,可为无形财产。捐赠财产的归属并不单一,应根据捐赠行为属性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受赠对象既可为组织,亦可为个人,但应以捐赠人对受赠人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为限,且必须用作有益于社会或个人的事情。慈善捐赠的外延极大,因此须要进行类型化的分析。     

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的比较研究

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的市场拓展和社会渗透进一步加强,企业慈善行为日益成为企业开拓社会空间的重要策略.文章基于对跨国公司慈善实践的分析和企业慈善行为-绩效矩阵的构建,提出中国企业慈善行为的选择应该更多兼容企业的经济绩效,实行战略性慈善行为,实现在行为矩阵中由Ⅰ→Ⅲ→Ⅳ转化.     

西方国家公民慈善意识形成的环境因素分析

英美等西方国家成为慈善大国得益于公民慈善意识的普遍化。在西方国家民众慈善意识形成的宏观环境因素方面,既有坚实的民主政治基础、激励慈善捐助的法律制度、深厚的慈善文化底蕴和传承、对慈善行为的正确传导等政治、文化环境因素,又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庞大的中产阶层等经济环境因素。分析与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挖掘我国民众热衷慈善行为的内在动力,培育公民的慈善意识,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     

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群体差异——以辽宁省为例

借助计算机辅助问卷调查技术对辽宁省787位城市居民的慈善行为及其态度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研究人口统计学因素对慈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口统计学各主要因素中,对居民慈善行为影响显著的依次为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和家庭收入,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职业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促进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建议：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鼓励高收入群体参与慈善活动等。     

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可以用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方面。在政治生活中 ,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 ,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来选择个人行为 ,其行为的成本函数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 ,收益函数则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等。理性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容易导致政府预算的最大化、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等弊端     

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结构定价研究

信息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定价方法难以适应信息产品的经济特性。通过垄断行为的比较静态和动态模型分析，得出了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的结论：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垄断在跨时期范围内进行动态歧视性定价行为对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此时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条件恰为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条件，它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构建基于个人德性和社会正义的现代慈善伦理

现代慈善伦理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基于个人的德性伦理,也包括基于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被大众广泛认同、体现社会正义的规范伦理,是个人德性伦理的必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型的时期,在继承和改造传统的个人德性伦理的同时,要适应现代慈善事业的组织化、规模化、普遍化和公共化特征,更加注重构建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的规范伦理,形成完整、理想的现代慈善伦理生态。     

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效率的演变诱因及度量研究

产权问题在海洋渔业发展中越来越突出,在海洋渔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探索过程中,产权效率的竞争是根本。产权效率的演化有其基本诱因,以此为起点,运用成本收益理论,逐步开拓海洋渔业产权效率理论的一些创新性内涵,构建产权效率度量模型并对其优化,通过定量分析深入探讨产权制度设计的根本,即改变把生产力标准（即盲目追求GDP或经济效益）作为产权效率最高衡量标准的认识,而将福利最大化（个体福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最高标准,为构建高效率的海洋渔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提供借鉴。     

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基于四个阶段实践特征的镜像透视

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嬗变,并彰显出迥异的实践特征。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萌芽阶段,公民社会组织混沌萌生,呈现出鲜明的"济危扶困"的慈善捐赠色彩;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勃兴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领域蓬勃发展,其运作模式也日趋专业;20世纪20~60年代的艰难曲折发展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原有的医疗卫生等领域大幅收缩,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处于生存境遇的危机边缘;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复兴阶段,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驱动下,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势态日趋繁荣与鼎盛,在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读《史记》,探讨政府治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于公众而言,政府组织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行为同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即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出于"利己"本性,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人性"使然而难以改变,但是通过政府治理过程,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渐改进政府行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还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中,但至今成效不甚明显。有关历史研究说明:在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成为单纯制度建设难以提升政府绩效的深层原因,因此政府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实现合意的政府治理之根本途径是建立相应的政治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道德自律机制;就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能够道德自律的官员队伍。     

从观念到实践: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

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当前是与佛教慈善的现代化进程纠结在一起的。佛教慈善观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具有不同于传统慈善的内涵和特征,它要求立足佛教慈善传统,吸收融合现代慈善理念,涵摄生态环保意识等。佛教慈善实践对生态环保的关注目前主要集中于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生活方式的宣传方面,其进一步的拓展应结合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开展生态环保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项目,它要求佛教慈善基金会、佛商、佛教志愿者的共同参与。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行为逻辑与资源缺乏——对阿Ｑ行为的经济及社会分析

由于物质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自身人力资源的缺乏 ,阿Q只能以打短工维持生存 ,但他具有认真工作的经济理性 ;在婚姻市场上他缺少交换价值 ,因而只能独身生活 ;对于缺乏社会关系资源和教育水准的焦虑 ,使得他试图用精神胜利的虚幻效用以求自我安慰 ;偷盗与革命是阿Q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途径。阿Q的行为大都是理性的 ,是一种成本利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阿Q的行为逻辑就是普通人的行为逻辑 ,因而具有典型和永恒的意义 ,他的悲剧是人的生命悲剧性的具体体现。     

论《慈善法》的理解与完善建议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通过的《慈善法》,有必要全面、深入理解其内容,澄清模糊认识,完善缺陷和不足.针对《慈善法》在慈善含义、慈善信托、慈善信息公开、慈善服务、慈善组织投资、慈善税收、国际慈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应当对《慈善法》予以修订或通过司法解释、实施细则等加以完善,使慈善法形成一个完整、有序、严谨、可行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