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易卜生在中国的殊遇与碰壁——评茅盾的三篇小说

张华教授在《易卜生在中国的殊遇与碰壁——评茅盾的三篇小说》中指出:茅盾是受易卜生影响的现代作家之一。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扬易卜生精神,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娜拉”的解放之路。因此,他的《烟云》、《创造》等三篇小说虽有易卜生的影子,但却是体现了自己创作个性和思想探索的作品。     

论《玩偶之家》的戏剧性

亨利克·易卜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挪威最著名的戏剧家。他被世界戏剧界誉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一生总共写了26个剧本和不少诗篇。易卜生的剧本,早在清末民初就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则在其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极力推崇易卜生的剧本。我国话剧界的开创者、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曹禺等人都给予易卜生以高度评价。     

从《创业》的人物塑造看“四人帮”文艺谬论的破产

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项神圣职责。恩格斯早就要求革命文艺“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弟224页)。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主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     

关于林昌彝的几个问题

对晚清文学家、经学家林昌彝的生卒年、思想和交游,前曾在拙作《试论林昌彝的<海天琴思录>和<海天琴思续录>》一文中有所论及.但还有一些问题,现补论如下:一、生卒年 (一)生年较早的工具书,如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及《辞海》、台湾最新增订本《辞海》等均无.仅谭本有“约公元1854年前后在世”一句.近来的工具书,如胡逢祥《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及有关书籍,如杨     

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胡适的《终身大事》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

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可视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同月,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发表,为易卜生剧作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五四”中国剧坛影响最大的一部西方戏剧;1919年3月,胡适发表《终身大事》,作为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话剧文学剧本,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直接模仿,它的诞生,拉开了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和创作的序幕,也树起了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     

研究周瘦鹃文学创作道路的重要篇章《拈花集》

“杭州曾有精忠柏,吴市能无义士梅!”此句是20余年前田汉同志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盆景专家周瘦鹃老先生,在十年浩劫中不幸遇难前,亲自校定的最后一本文集《拈花集》所作的序诗中的一句。田汉同志将瘦鹃老先生喻为“在这新中国的新时代里”(见《拈花集》作者前言)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矢志不渝     

《鲁迅和中国文化》再版发行

著名文学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我院文学系博士生导师林非教授撰著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已由学苑出版社再版发行。《鲁迅和中国文化》 ,开始撰写于 1987年 ,当时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书出版后 ,曾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被认为是一部“可取”的优秀学术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论易卜生与我国创始期话剧的历史联系

易卜生是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在自己著名的“问题剧”中,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道德和法律的帷幕,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塑造了一批英勇无畏,“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的形象。(鲁迅《文化偏至论》)易卜生戏剧以它夺目的光彩覆盖住整个欧洲大陆,同时也给“五四”时代正艰苦斗争着的中国人民带来了火与热。易卜生对我国现代话剧的产生、发展,起了无法低估的积极作用。     

再论“娜拉走后怎样”——对一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易卜生——一个响亮的名字。意大利著名戏剧家皮兰德娄曾说:“在莎士比亚之后,我毫不迟疑地把易卜生放在第一位。”他的“社会问题剧”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玩偶之家》既是“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又是其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作品。该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在世界文学女性画廊中,是一个独具风采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自从1879年诞生以来,娇小的律师夫人已经飞遍了全世界的舞     

司马迁的著作及其后裔

司马迁的《史记》早已家喻户晓,它对中国以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史学家、文学家,其著述肯定远非一本《史记》,因为他在写完《史记》后曾说过,要将其所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当然,这是为了文化     

中蒙文学翻译漫话

蒙古对中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可以追溯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蒙古最早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译文发表于一九三九年三月,这是蒙文译者巴塔直接译自汉文的。一九五六年,蒙古国家出版社曾出过一本鲁迅小说选,内收《故乡》和《孔乙己》两个短篇。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国伟大文学家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彷徨》、《呐喊》和《明天》等二十几个短篇被译成蒙文出版,深受蒙古广大读者的欢迎。     

试论“五四”新文学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

研究中国新文学史,个性主义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新文学的发展过程,而且可以从中总结出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 1 “五四”时期,个性主义表现为要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种思想的产生与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有直接关系。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的著名     

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丰碑——鲁迅帮助出版瞿秋白著译的经过

一年之前,当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之际,我曾为协会成立大会纪念刊,写过一篇短文《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短文中,我曾谈到,鲁迅先生的一生,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     

娜拉和林道静——《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

一八七九年挪威大戏剧家享利克·易卜生,发表了誉满世界剧坛的名剧《玩偶之家》,塑造了一位冲出玩偶家庭、走向社会的女主人公娜拉艺术典型。八十年后,一九五九年我国作家杨沫,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优秀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摄制成影片之后,冲出封建家庭、走上革命征程的女主人公林道静,成为国内外观众赞扬和学习的楷模。娜拉和林道静,尽管她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国别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娜拉在剧中最后一幕临别玩偶家庭时的谈话,被誉为一篇“妇女独立宣言”;林道静先后两次冲出封建家庭,步入新的人生,被赞为一曲妇女解放之歌。但两部作品又都曾受到非难和指责。《玩偶之家》最初在西欧上演时,有人辱骂娜拉的出走是大逆不道,放弃了“妇女应尽的家庭责任”,攻击易卜生是个不道德的作家,污蔑他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在我国也有人对林道静和作家本人肆意歪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贡献

回顾100多年来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变革史,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革命、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艺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文学革命＂这个口号就是陈独秀在《新青年》提出来的,文章的题目叫《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出“文学改良”,他的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后来他也使用“文学革命”这个口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他本人还是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他曾译配《国际歌》、创作《赤潮曲》。     

我与书的故事

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爱书吧!书是知识的源泉”。我国古代文学家在《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中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追溯式”结构三部曲——从《俄狄浦斯王》到《雷雨》

"追溯式"是戏剧创作的一种手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和中国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在自己戏剧创作中成功地运用过这一手法,并使其成为自己戏剧艺术的特征之一。他们的剧作《俄狄浦斯王》、《群鬼》和《雷雨》堪称是这一手法的典范性作品,可看作中外戏剧文学历程中"追溯式"结构的三部曲。     

试谈司马迁的寓己于文——为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三十年而作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两千年来,得到了古今中外广泛的赞誉和高度的评价,在苏联早期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曾称赞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公元前六——三世纪,古代中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