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The Religious Function of Confucian Morality as Seen from the Practice of Judging Virtue by Heaven

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的作用,奥秘在于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天论传统。自西周初期统治者为寻求政治合法性而“以德论天”以来,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仍然具有伦理宗教的余韵,当儒家沿着思维的惯性“以德论天”,即将道德的终极根源推到天上之后,其道德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宗教色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宗教性是通过儒家心性之学中仁性一层实现的,将仁性的根源归到天上,仁性因为天的超越性而赋予了类似宗教的作用和力量,具有了强大的动能,进而保证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中庸范畴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本文主要阐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庸范畴的基本涵义；一是中庸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文章辨析了中庸的三种命义，确定了它的四重内涵；论证了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了它在构造儒学体系中的杠杆作用。文章认为，中庸作为孔门的“一以贯之”之道，在儒学中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又是其方法论原则，由此构成儒学的理论基石，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     

当代新儒家之现代化与现代性批判:对批判理论之批判

当代新儒家的课题是如何完成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但同时不陷于西方现代化中所衍生的现代性的黑暗面。本文通过与批判理论之比较展示儒家对文化之批判性的一面。批判理论以客观知识为依据而对意识形态作出批判,使人能从自我幻骗与自加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克服现代性之黑暗面。哈贝马斯批判工具理性之僭越,以实践理性复归主位来完成现代化。后现代主者则以为现代化实只是理性对个体之压迫,因而反对理性之论述而寻求个体之解放。本文以为两者都对西方现代化的诊断只对了部分,实践理性是批判的根源,但实践理性也可以对个体产生压迫。文化之能持续不断依于文化理念之是否能合理地持续发展,此即文化理念之是否能达到反省的自我认可。儒家以仁心为历史文化之原动力,仁心促使文化理性地发展,同时也是文化发展之批判根源,具备理性的反省认可的要求。本文最后从儒学作为一批判理论考察五四文化运动之性质,指出这是中国文化寻求现代化的要求,但也是一自挖传统的文化运动,不能达到理性的反省的认可。当代新儒家之开新外王正是寻求以实践理性之仁心回归正位,发挥儒学传统之批判功能,以为中国建立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世界文化。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过

五四文学革命已经有 85年的历史 ,功过是非 ,理应给予理性的学术评价。对于五四文学革命 ,既有“新儒学派”的根本否定 ,受“新儒学派”影响的传统文化维护派的指责与否定 ,也有“国学派”、“鸳鸯蝴蝶派”、“新鸳蝴派”等的挑战 ,他们的一些批评指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缺点与失误 ,往往不无道理 ,但相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功绩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功绩有 :( 1 )以白话取代文言 ,完成了文学语言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 ;( 2 )揭开了中国“人的文学”的新篇章 ;( 3 )彻底扫荡了“鸳鸯蝴蝶派” ;( 4 )取法欧美文学的经验 ,实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首次接轨。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辩证理性与新道德规范的重构——兼论赫勒后现代视域下美德伦理学的建构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根本和核心概念。20世纪中叶，美德伦理学开始复兴，东欧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勒于20世纪末致力于建构“至善”和“美德”伦理学。赫勒提出“好人存在”的美德伦理学预设。但她并不是纯粹的美德或至善伦理学的现代翻版，而是在后现代境遇下吸收了康德的先验哲学和部分规范伦理学的精华，提出了辩证理性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冠以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成性”的特质。这种生成之物既是理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此基础上，赫勒提出了情感生成理论。这一理论揭示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中的新因素，偶然性的激情基础上形成的“善为先”观念。“善为先”构成了道德情感和非道德情感的区分以及道德心理化的基础。“偶然性的激情”借助于人们的移情、同情和仁慈等能力而触发人们关于“善”的体验，形成“善为先”的观念，并导致情感的“道德化”。赫勒的美德伦理学是“善为先”基础上的辩证理性与后现代基础上建构“道德新规范”的理论尝试，它融合了情感生成与情感道德化理论，以建构其“好人存在——他们何以可能？”的至善伦理学。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自由、秩序、道德、法律——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法律的若干思考

儒家学说以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作为终极目标，其理论核心是把道德价值高扬至极，其学说把人从“神权”枷锁解放出来，但又以牺牲个人自由为特征，与以“他律”为特征的现代法律思想相悖。本文探讨儒家学说与现代法律建设问题     

新儒学与现代性

如所周知 ,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典型地代表了进入统一的“世界历史”以来早期“先进的中国人”被迫开启近现代化历程的理性自觉。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成熟形态与主要代表 ,现代新儒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一起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鼎足而立的三大现代思潮。在基本的理论旨趣上 ,新儒家是主张中国文化现代化的 ,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吸纳以科学民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方面 ,新儒家与其直接的理论对立面———西化派之间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了一致性。但是 ,由于…     

文化的挑战与应战─—关于儒学分期的一种新阐释

本文借用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原则来审视儒家文化，认为，儒家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遇到过四次挑战：儒学产生初期，由于受到黄河文明的挑战，原始儒学在“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脱颖而出，从宗族血缘中提炼出一种抵御异化现实的人伦情感和调节人际关系的礼乐规范；汉代时期，由于受到“大一统”的政权形式的挑战，儒学在“阴阳五行”的思维框架中进行整合，从而将世俗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天地的阴阳法则，将朝代的历史变迁比附为五行的轮回流转；宋明时代，由于受到宗教信仰的挑战，儒学改造并吸收了道教之“太极”学说和禅宗之“佛性”理论，从而以“理学”和“心学”这两种方式实现了内在超越的形而上体验；近代以来，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全球性挑战，儒学也已经做出或正在做出种种不同的姿态来进行“应战”。相对于这四次“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历史性的丰富和变革。     

从明清家训家规看儒家伦理的日常生活指向

明清时期的家训家规通过“孝”的规约化和强制性,以及积极的家族主义、务实的治生之道、贵生养生与明哲保身、约束与禁戒、善恶与因果报应等内容,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从而在家族层面建构了适应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通过家族的繁衍生息实现文化的薪火相传。明清家训家规所反映的儒学世俗化、生活化转向,是对精英儒学的调整与纠偏,是把精英化的道德理想转化为大众化的实践伦理的一种有益调适,由此推动了儒家伦理从官样教义进入民间生活,实现了儒家“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     

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的没落

文章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初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一曾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学术思想发展本身来看,它没有促进儒学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儒学的没落。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儒生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政治品格的堕落;放弃学术的探讨,以通经致仕为追求的目标;以及抛弃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而掀起了新的神学浊流。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论儒学作为道德载体之局限性──兼论宗教与道德的关系

儒学以讲人伦、倡道德著称于世，其为道德之载体乃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也应看到，与宗教相比，儒学这种道德载体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使得道德的阐发和推行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宗教也充满着道德，与道德不可分离。印度伟人圣雄甘地甚至说：“宗教的本质就是道德。”“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①与宗教相比，儒学作为道德载体，存在着如下局限性。一、别离性由于宗教把所有的人都视为神灵的子女或仆人，所以无论是享受被神灵庇护的权利，还是履行捍卫神灵、遵守神灵的道德的义务，天下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例外。世界三大宗教均是如此。…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也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儒学家林罗山所创立的神道理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深。林罗山在反佛、排佛和神佛混杂的同时，提出了“神道即是理”、“王道、神道理一”、“神道、人道一理”和“儒家之中兼有神道”的思想。运用程朱理学对传统神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