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宦官内争与元稹及其制诰改革

元稹与宦官之间的结交是在当时宦官内争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元和年间，宦官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于是，与吐突承璀宦官集团有着很深矛盾的元稹进入了元和逆党的视野。元和末年到长庆初年，与元和逆党结交的元稹成为元和逆党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由元稹起草的相关制诰也往往成为他打击政治对手，拉拢政治盟友的政治工具，这恰恰违背了元稹制诰改革的宗旨，即通过客观明确的叙述进行善恶分明的褒贬，减少制诰的政治倾向性，增加其庄严性、严肃性，从而使其具有教化的意义。     

论中晚唐宦官专权之官制与内争

<正> 唐代宦官专权始于玄宗时期。此后,随着宦官专权,宦官内争也相应激化,而且愈演愈烈,形成中晚唐中枢政治之一大特色。究其原因,除一些个人因素而外,与宦官官制有很大关系。宦官官制如何激化宦官内争,迄今尚无专文探讨,本文对此略陈管见。一、宦官官制之确立自德、宪两朝枢密使和神策中尉相继出现后,宦官专权之官制便基本确立下来。 1、枢密使之出现初唐以中书省之舍人、侍郎以至宰相等掌管国家机要,如颜师古、岑文本、苏瑰、苏廷页、卢怀慎、姚崇等人均以其职参与中枢政务,决策国家大事。中唐以后随着宦官     

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     

圣宗削夺头下因果考论

圣宗时期进行了多方面的封建化改革 ,其中对头下州 (或私领 )的削夺是较重要的一项。即在政治、军事方面压抑旧宗室、外戚力量 ,并采取多种措施削夺其头下州 ,同时注意控制新宗室、外戚力量的发展 ,防止新头下势力的形成 ,使新旧头下都完全处于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这些异于前代诸帝的削夺头下的措施也造成了迥然不同的社会景观 :圣宗以后辽国众王叛乱较少 ,危害不大 ,社会更加安定 ,为辽代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北魏宗室阶层受爵制度考论

北魏宗室阶层是代人集团的轴心和骨干,统治者利用爵制抬升并巩固宗室的地位,加速其官僚贵族化的进程。爵位对于宗室而言不仅是荣誉称号,更连带丰厚的权利,除享受衣食租税和爵恤等经济收益外,还有重要的礼仪及政治功用,宗室天潢贵胄的身份借此得以彰显。爵位影响着宗室的前程命运,亦关乎政权的稳固。因此,北魏国家加强对宗室爵位事务的管制,严格遵循华夏古礼安排食邑布局,并在皇帝统筹下协调政务机关和家族议事会,处置宗室爵位的传授。     

吕后身后的西汉中枢政局

汉初统治者可分为刘氏宗室、吕氏集团和功臣集团.吕后掌权时压抑刘氏宗室,扶植吕氏集团,对功臣恩成并济.刘氏宗室、功臣集团对吕氏集团有怨结,在吕后身后发动一场政变锄除吕氏,而惠帝诸子受殃及.因为政变正当性的需要,吕氏和惠帝诸子遭到污名化:吕氏作为政变受害者被污为有意为乱者,高祖嫡支惠帝诸子被说成血统不纯的异类.     

马楚政权统治集团本土化略论

马楚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以今湖南地区为主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在近七十年的统治过程中,其统治集团经历了一个由蔡州军将集团到马氏家族集团再到湖湘土著集团的变化,发生一个统治集团的本土化现象.马梦政权统治集团的本土化是南方九国政权中外来统治集团本土化的典型代表,对揭示五代十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内在规律具有启发意义.     

明代宗室政策初探

明代宗室政策,既不同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汉晋宗藩“裂土临民”,俨然独立国家。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赖之”,“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有明以汉晋唐宋为鉴,对前代宗室政策的内容有扬有弃,形成独自的特色。明代宗室政策,奠定于洪武初年,包括宗室政治权力、经济待遇和宗禁几方面内容。随着年代的推移,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的变化,宗室政     

试述恩琴犯蒙所引发的直奉矛盾斗争

1921年白俄恩琴率军侵入外蒙古,从而引发国内直奉两系军阀一系列的矛盾斗争,使得当时的北洋政府坐失收复外蒙良机,最终导致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进而揭示出北洋军阀置国家疆土于不顾而忙于内争的实质。     

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

朱明宗室对于明朝政治形势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清兵入关之后,这一阶层的情况如何?入主中原的清朝政权对明朝宗室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对清初政局和社会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对此,笔者拟作粗浅探讨。1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巩固自己一家一姓的长期统治,即推行了分封宗室的政策。而后,成祖以下的历代皇帝,除了在政治上严加限制、不许宗室干政之外,对于明初以来的宗室政策,一直奉行不渝。迄至明末,宗室中的亲王、郡王约近三百,镇国将军以下更不计其数,成了明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凭借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在享有优厚的宗禄的同时,还通过奏请、乞讨等方式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所有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因而,在轰轰烈烈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现代家族小说叙事的话语解码

家族小说的叙事话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家族小说的叙事机制和主题建构相当程度上与文本话语系统的参与密切相关。参与家族文本叙述的话语模式主要有西式话语、政治话语和古典家族话语。现代家族故事就是一场话语之争,是西式话语、政治话语解构古典家族话语的历史事件。     

精神尽在诗——论宗室诗人赵师秀的诗歌创作

赵师秀是四灵之首,是江湖诗宗之一,还是宗室文人的代表作家。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赵师秀的诗歌创作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取向上体现出一种不讳贫穷的平民精神向度;在艺术追求上主要向晚唐的贾岛、姚合学习,崇尚苦吟与摹拟。他是宗室文人平民化趋势中的典型代表。     

流坑董氏家族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流坑董氏家族书院始创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鼎盛于两宋,衰落于元代,复兴于明清。千余年间,流坑先后创办了名为书院、书屋、精舍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200多名。流坑董氏家族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目标的两重性;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三是师资来源的家族性。     

略论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杨理论

南宋天潢贵胄的社会地位日益走低,于是,江湖诗派中出现了十二位疏属宗室诗人。宗室诗人多与派中翘楚戴复古、诗派领袖刘克庄交好,在二人的介引下,他们逐渐跻身诗派。与其它江湖诗人相比,宗室诗人的诗歌创作仍不难窥见宗室身份带给他们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兼具臣和亲的双重身份,诗歌中对恢复北方有着比一般江湖诗人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再是他们与一般的江湖游士奔走干谒不同,他们没有干谒诗,多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４９３／４９９）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　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　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　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　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　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     

略论吴兴沈氏的没落

自梁末以还 ,在门风转向负面影响的作用下 ,吴兴沈氏的族势日渐衰退 ;爰及隋唐之世 ,更因为离散宗族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选举制度的变易 ,该家族丧失了乡里根基的依托 ,最终消融于官僚帝国的组织框架和文化构造之中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以福建永定县《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谱作为一个宗族的象征,它以血缘传承为纽带,以辨昭穆、序长幼、敬宗收族为宗旨而编修,构成了族人的共同历史记忆,同时它关于族人生卒年月、科举、婚姻以及移居的记载,又反映了家族发展和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本文以《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南山房)》中的有关记载为分析内容,以高南江氏世琥系心学支派为考察对象,通过该案例的分析,以地方宗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继嗣群体的科举、婚姻与移民现象来理解大历史背景下的区域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