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抑或派性:中国式腐败生成的社会基础与逻辑——一个解释框架及其应用

中国式的腐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派系或派性特性有关。派系主要以血缘或姻缘为纽带,通过"权力的庇护关系"网络来谋取利益,导致"圈层式"腐败出现;而派性则主要以地缘或业缘为基础,通过"权力的共谋关系"网络来获取利益,导致"塌方式"腐败生成。只有通过控制公共权力的运行边界,优化公共权力的授予方式,净化公共权力的运行环境,以法治手段取代行政或政治手段,才能实现控制腐败的目标。     

法律能否控制腐败 ———从“官场”与权力的日常运作出发

以<沧浪之水>为分析蓝本,认为"官场化"权力的日常运作酝酿了腐败.所谓"官场"乃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是以权力运作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关系丛"--结构,"官场"还建构着人们的生存态度,并且作为结构的"官场"与其建构的生存态度的互动使"官场"能够不断地实现再生产.腐败的可怕在于"官场化"的逻辑和生存态度向社会各领域的弥散,公权力系统中的腐败向私人领域侵入,导致的将是公权力系统和私人生活的双重腐败,腐败在一种日常生活式的场景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和强化.私人生活与公权力领域的双向恶性互动、建构形成了腐败的动力学机制,并且导致了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去道德化了.法律如何建构公正的体制以及控制和对待权力的日常运作,将关系到反腐败的成败.     

从黄海受贿案看“期权交易”

权力场上“期货交易”，一般是在官员们离开政坛才开始收取回报，本刊上期刊发的玄武区孝陵卫办事处原副主任黄海受贿一案，正凸显出权力“期权腐败”这一腐败方式新特点。如何看待黄海受贿一案？权力“期权腐败”又有怎样的特点？如何预防权力“期权腐败”？又如何彻底铲除权力“期权交易”腐败？玄武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张萍给我们带来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略论朱熹与“庆元党禁”

南宋中期，朝政逐渐腐败，奸佞窃权，官吏贪污，农民起义。朱嘉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纠弊的主张，却遭到奸党们的忌恨。庆元元年（１１９５年），外戚韩胄，为专擅政权，排斥异已，打击以朱熹为首的理学群臣，大兴伪学之禁，史称“庆元党禁”。这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廉政势力和腐败势力的斗争，它体现了朱熹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严惩贪污等历史教训。     

论权力制约与根治腐败

本文通过对权力制约原理的分析认为,权力制约的适用性预先假定了现存体制下权力滥用的存在,并且权力制约只能“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因而没有触及到腐败的物质根源。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最终可以归结为消除税源和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遏制腐败之本:监督与制约权力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是权力没有被管理好、权力被滥用所致。文章分析了权力腐败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综合性的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方法。     

程序性权力：“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

“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体现了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脱离于人而运作的监督机制,具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以及数据存证等多种内在优势,进而推动基层监督的路径创新：一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协同监督;二是村干部权力腐败的自动预警与研判;三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高压场域。根据上述基层监督路径的不同特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方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常态化监督、目标式监督与跟进式监督。同时,程序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风险,可以采取建立备案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体制、建立数据反馈与处理机制等办法进行规避,由此确保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的有效运作。     

国外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

多年来，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建立多层次、多结构、全覆盖的权力制约监督模式，以减少腐败，推进政府高效廉洁。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对有效遏制腐败的思考

腐败的本意是指有机物质的腐烂和变质，引申入政治学，腐败则指权力的质变，亦即权力的异化。它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腐败的产生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条件，掌权人有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心理和欲望；二是客观环境，掌权者有能够谋取私利的机会和条件。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腐败便由此产生。从上面可以看出，腐败是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腐败的主体，即指与权力相联系的组织和个人；二是腐败的行为，即指以权力被滥用来谋取私利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违反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的、违法违纪的堕落行为；三是腐…     

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监督

权力腐败是以非法方式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权力越轨行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动因是强烈的利益驱动.由于我国权力体系及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存在着缺陷,发生权力腐败也就成为可能.因此,要进一步加大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力度,尽快完善适应社会体制变化的权力体系,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把权力腐败降到最低程度.     

在自主性与合法性之间：规制高校权力腐败的制度构建

高校权力包含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本文以行政权力所产生的腐败为核心，分析了目前高校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不足，结合高校自身的特点，认为应在依据自主性和合法性的原则下，建构高校反腐败制度，并提出相应的措施。     

“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之我见

“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想腐败”,这是当前常见诸报端或领导人讲话中的提法。这一提法如真的能变为现实,那将是我们廉政建设的重大成果。 监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因为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人民就有权力以各种形式监督干部,要求干部必须廉洁奉公,勤政为民。这种监督不仅是对干部的爱护,更是人民群众对自己利益的维护。从反腐     

从国家起源看权力腐败与防治

腐败和公共权力密切相关 ,并和公共权力始终相伴。人的贪欲是人的一种非理性的欲求 ,一旦假借公共权力 ,为自己谋求私利 ,腐败便产生了。腐败并不可怕。防治腐败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对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

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当前,纵容腐败的封建统治影响、对腐败认同的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倒金字塔"式的腐败影响,造成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反腐斗争面临困境,反腐败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对腐败"零容忍",实现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要构建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以"零容忍"为基础构建廉政文化,抑制腐败认同心理,自上而下不折不扣加大廉政制度执行力。     

“黑色腐败”诚可恨 “灰色腐败”更丑恶——张井教授痛陈权力加入市场的危害

现在反腐败斗争应该把反“黑色腐败”扩展到反以权力介入市场为特征的“灰色腐败”。这是在2月18日广东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旁听人员座谈会上,省商业学会副会长张井教授的一番耿耿诤言。 张井说,现在的反腐败斗争只反到“黑色腐败”——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等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这还远远不够。“灰色腐败”的形式很多,其中     

试论“控权失灵”的成因及对策

构建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需解决"控权失灵"问题。"控权失灵"的原因在于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内部人控制",解决的对策是建立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正人控权"模式,"管权管事管人",不仅挤压腐败空间,而且挤出腐败收益,从源头上防止利益冲突,从而有效治理权力滥用。     

中国权力腐败“三位一体”治理新论

权力腐败的道德治理,其功能的发挥应以现代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前提;民主治理有其可操作性的价值,但它仍着眼于权力主体的外部,并不能解决权力主体的自身制约问题;法制治理只是提出了一个大原则,还不能解决法律和制度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因此,治理权力腐败不能零打碎敲,而应当像中医治病一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长远安排,借助多方力量打造合力,建立健全道德、民主、法制"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现综合治理.     

关于“腐败”成因的哲学反思

从哲学的视角反思"腐败"的成因问题,一方面有助于人们正视哲学视角在研究现实问题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哲学视角具有彻底的超越性和反思批判性,可以使人们在腐败成因问题的研究上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解放思想,使人们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更深入、更全面、更可靠、也更有创造性。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固定的社会分工是足以、至少是最能说明腐败形成的可能性原因。腐败成为现实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权力的界限及活动范围的模糊和权力的失控是腐败成为现实的客体方面的原因;人的私欲的无限扩张和为满足私欲而实施的活动是腐败成为现实的主体方面的原因。     

公共权力与腐败：一个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认真分析腐败、公共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主体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认为腐败与公共权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腐败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同时,腐败也只能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为此,我们要有效地反对腐败就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主体的制约,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公共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