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实现者内在地具有公共性的基本属性,而且政府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也具有自利性的典型特征。但是,对政府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理论关切与研究是非同步的。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与研究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对政府自利性进行理性的审视。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存在着过于夸大“经济人”范式分析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的局限性,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政府行为的分析方法,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立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激励共容机制非常必要。     

政府自利性的理性审视

政府具有公共性和自利性双重属性,公共性是政府自身内含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理念,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和论证.但是对政府自利性进行详细、系统、深入的剖析则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贡献.正是由于这一理论关切的非同步性,更需要我们从理性、实然的视角来透视政府的自利性及其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说,这种冲突的化解有赖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一种激励共容机制.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野的政府自利性研究

政府自利性主要是指政府的不合理利益及其实现。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政府自利性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渊源,可以划分为政府官员自利、政府部门自利和政府整体自利三个方面。其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失效、公共物品供应低效和政府扩张诸方面。公共选择理论从规则变革和引入竞争的角度提出了对政府自利性矫正的有效措施。     

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

政府的公共性 ,其应有的基本内涵是实现正义、提供公共物品 ;政府的自利性应该从政府官员个人、政府机构、政府所代表的阶级三个层面去分析 ,才能真正把握自利性的基本内涵。在对公共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不应该忽视政府公共性的限度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以及公共性中有关实现正义与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的选择性问题 ;在对自利性进行当代思考时 ,应分别从上述三个层次去把握。当代中国遏制政府自利性必须在个人层次上分清合理的自利性与扩张的自利性 ;在机构层次上正确处理“条”与“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阶级层次上必须使政府更好地代表人民 ,从而扩张而不是控制政府的人民性     

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政府本身所固有的基本职能之一 ,体现了政府具有公利性的一面 ,更构成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但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即自利性 ,自利性是政府非本质的属性。这种属性客观存在 ,并且有扩张的可能。本文探讨了政府自利性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主要特征 ,并提出界定政府合理自利的方法及控制政府不合理自利的若干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自利性扩张与消解

公共性和自利性是政府分析的两个视角 ,政府的自利性存在着膨胀和扩张的趋势 ,它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控及评估的各个环节带来了危害。本文论述了政府自利性扩张的表现及其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负面作用 ,并提出了抑制和消解政府自利性 ,保障公共政策良性运行的对策建议。     

政府自利性对政策回应机制建设的制约研究

政府自利性的存在不容忽视,它造成政府回应机制的系统内封闭,导致决策失误和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形成汲取式的行政管理模式,影响到社会稳定并动摇回应制度.要消除政府自利性对回应机制建设的影响,就要以权利性为基础强化政府服务的公共性和竞争性,突出回应机制的公共性建设;界定各级政府利益范围,保障多元利益格局,明确政府的利益回应性取向;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建立公众议程,形成利益审议机制;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以权利制约政府利益扩张,形成参与式回应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等人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政治分析的一种新公共经济理论。政府失灵说作为它的核心主题 ,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 ,剖析了当代西方民主代议制政府失灵及其原因 ,并探讨了救治“政府失灵”的对策。研究这一理论 ,对于当今我国的政府改革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政府责任缺失的理论阐释

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责任缺失,固然有其现实的原因;但是,如果进一步探究,可以对这些不负责任的现象和原因作出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其中比较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是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这些理论可视作对政府责任缺失的原因进行求证的工具。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本文首先简要地描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接着对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家在政府失败及其根源和补救“政府失败”的政策建议上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最后就该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所具有的启示作了分析和阐述.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决策行为

布坎南等人在把国家视为"经济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种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利用它来对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进行借鉴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决策行为

布坎南等人在把国家视为“经济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种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利用它来对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进行借鉴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转轨过程中证券市场政府失败的表现、成因及治理

市场经济是根据价格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存在缺陷,或者说市场可能失灵.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看,市场失灵被认为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动因.金融转轨时期,政府在制度和规则的供给者、市场程序的维护者及金融资源的调配者三个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政府失败.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政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必须准确界定政府行为边界,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纳入规范化轨范,提高政府金融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政府角色重塑——一种政治过程博弈分析的视角

基于"政府有限,国家至上"的观点对国家和政府作以界分,具有自利倾向的政府应作为策略参与方纳入到政治博弈过程中参与重复博弈.由于规则是参与各方博弈的结果,这种内在规则的产生和演进有助于监督"第三方".在三种可能性的政府类型下政府扮演着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特点,而民主型政府有利于提供重复博弈的可能性,却也存在着内在的悖论,重新定位其政府角色就成为必要.     

政府主导下医疗体系的优化改革

针对医疗体系中的突出问题,从深层分析了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以药养医模式形成的供求分析和共容利益理论框架下的共容利益主体的定位,提出政府为主导的对医疗服务产品的供给、以药养医模式的破解,最后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共容利益优化模型。     

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去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文章在对政府自利性以及政府合法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探析了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危机两者的关系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断满足人民合理的利益需求,提升政府的合法性;过度扩张的政府自利性将导致政府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不断受到侵蚀,降低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意识,从而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     

论政府雇员的自利性及其控制

政府雇员制本质上就是掌握专业知识的单纯“经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介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所谓政府雇员“公共人”与“经济人”双重角色的失衡,而在于如何使得这种介入达到政府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共赢,而要达到这种共赢的局面,就必须对政府雇员的自利性进行控制。     

经济过热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作为地方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地方政府既要发展地方经济,又要承担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为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等多重任务.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常为谋取自身私利而背离地方公共利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过热.在财政分权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宏观调控需要从制度上创新,应该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导下,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