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用两点论评述明清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贵刊1992年11期刊载何桂春同志的“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读后感到文中某些问题的论述有失偏颇,不敢不辩。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一页

６ 世纪末至１８ 世纪中期，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阶段。此阶段耶稣会士将中国文化有系统、大范围、深层次、多方面地介绍到西欧。这对西欧思想、学术界以及西欧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耶稣会士的来华虽有着殖民主义的护卫，但西欧汉学的起源实为欧人对中国文明钦羡的产物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上)

明末清初的 16— 18世纪 ,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 ,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 ,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 ,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 ,或者说是收效甚微 ,但他们在中西文化 (哲学、史学、经济、伦理、政治、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 )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在中学西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大。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身体的隐喻: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

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知识来源主要集中于伊比利亚旅行者、耶稣会定居者和新教国家入华使节三个方面。16—18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旅行者与入华耶稣会士笔下,中国人被当作是欧洲之外所有新发现人种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还高踞过欧洲通过海外探索而构建的世界人种金字塔的顶端。然而,进入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通过殖民扩张而迅速增强自身的力量后,欧洲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认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洲在人种分类上已开始将中国人排挤出文明民族的序列。这一时期欧洲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的演变,与其时欧洲关于欧洲之外人民的态度转变是同步的,并且与欧洲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联系。从16至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变迁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殖民探索与人类学知识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

一、引　言1 6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以下简称耶稣会士 )来华 ,由此而引起了明清之际中西两大异质异构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汇 ;而且 ,这一过程延续到清初康熙朝 ,从而形成了学术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伴随着这一浪潮 ,西方教育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被导入中国 ,在此过程中艾儒略 (Ｊ.Ａｌｅｎｉ)等耶稣会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以期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教育导入活…     

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从清初至清中叶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澳门 ,是耶稣会士在澳门主动进行汉学研究活动的时期。他们的汉学研究活动主要有撰写著作、书信和研究中医药三个方面。     

西方哲人与东方“孔圣人”

明末清初入华的耶稣会士与儒家文化首次相逢,开辟了“中学西渐”的通道,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便由此而开始他的“西行远游”。孔子在西方的远游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关注,由他、围绕他而在法国学界和文界所激发的想象和创发力,无疑构成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大“奇观”。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从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到神学家、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费奈隆、培尔、帕斯卡尔与中国孔夫子的“初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     

利玛窦在南昌的文化活动及影响

一、利玛窦与南昌 入华耶稣会土中,最受推崇者为意籍会士利玛窦(1552—1610),以其来华之早、经历之长、著述之丰、影响之大,可视为基督教于明末重返中国第一人。 利玛窦在华活动之地,主要是广东肇庆、韶州、江西南昌、南都南京及京城北京。关于他在广东、南京、北京之活动,已有论述,但尚无专文论及其在南昌的活动及影响。实际上,利氏在南昌居留达三年之久(1595、6—1598、6),其最早的两部中文著作《友道》、《西国记法》、     

也谈明未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的来华,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使他们东来成为可能;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之争,又促使天主教向外寻找上帝的臣民。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往往不问宗教东传的时代性,不分析每一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把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其他会上,与“间谍”联系起来,把本来是文化现象的宗教当作侵略。还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有把现代人的意识     

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

１５８２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ｃ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Ｒｕｇｇｉｅｒｉ）进放广东肇庆传教，标志着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①。此次来华活动的耶稣会士足迹几遍全国，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更是欧洲传教士们需要进驻的地方。从明末至清中叶（１８４０年前）的二百余年里，有数位耶稣会士以及其他隶属罗马教廷修会的传教士在湖北传教，他们的群体活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以时间为主于的线性述说，宗教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尝试将一个地域的传教士的活动作为底色和积淀…     

多明我会与明末中西交往

多明我会是明末入华传教的主要欧洲天主教修会,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多明我会的早期入华历程,不仅与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欧殖民势力在亚洲的扩张活动纠葛一处,而且直接影响到明末天主教在华格局的演变以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的发展。1632年,该会传教士从台湾渡海进入中国东南大陆传教,打破了此前半个世纪耶稣会独享中国传教区的局面。其后,多明我会传教士第一次在福建传教区针对现实中的礼仪问题展开系统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罗马教廷,终使礼仪问题演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牵动东西方、延续数世纪的大事件。     

亚里士多德形质说在晚明的引入与发展：从《天主实义》到《寰宇始末》

亚里士多德的形质学说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并在中世纪通过经院哲学家而获得了更加系统性的表述。16—17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耶稣会士将其引入中国。利玛窦初步介绍了形式因和质料因,而最终高一志对形质说有比较系统的介绍,肯定物理世界的重要性,甚至意识到形质说对中国思想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天主实义》《寰有诠》《性学觕述》《万物真原》和《寰宇始末》展示了晚明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思想对形质说所做的调整。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

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四书"西译活动实为"儒学西传"的源头,其译文直接奠定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里,"天"这一儒学概念在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其"名"与"实"在语境更迭中出现了分离断裂,继而由译者凭借自身的神学知识及价值取向重新进行人为设定,原文与译词表面一一对应的背后掩盖的是中西异质文化之下不同的天人观。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亦可从译文中切实了解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们如何为自己采取宽容适应儒家文化的传教政策进行辩护。     

汤若望私生活之争议考

耶稣会会士汤若望 (JohannAdamSchallVonBell)系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科技史乃至明清正史上的著名人物 ,曾为明、清两朝修订历法 ,铸造火炮 ,有“耶稣会之二雄者”之誉。在耶稣会神甫的誓约中 ,“贞洁愿”排第二位。早期天主教教会的教父们认为 :生理欲望 (尤指性欲 )是罪恶的根源而应视作禁忌 ,提倡以宗教独身生活制度战胜性欲 ,以便专心事主。严格的禁欲理论在教徒中很难得到遵守 ,即便在神职人员中 ,贯彻也不完全。教会史上 ,教士违反独身制教规的情况亦不少。汉语文献中 ,尚未见到对传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确凿记载 ,但外语资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则有案可稽。数种耶稣会史料涉及汤若望的私生活 ,透露他是双性恋 ,即好女色 ,又猎男色。但是 ,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绝无仅有。笔者拟以耶稣会史料为基础 ,对此问题引发争议的来龙去脉做一试探。     

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

明末基督教传入中国后 ,耶稣会士与中国儒家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出发 ,在基督教与儒学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接触与对话 ,耶、儒之间既有会通 ,也有冲撞 ,体现了异质文化交流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