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毁淫祠研究——以苏松地区为中心

明清时代苏松地区的官方毁淫祠行动主要通过毁祠庙、建社学、祀正神等方式加以展开,但并不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同时,由于这一行为主要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政治热情与利益趋向,缺乏制度保障,再加上他们不可能真正从根源上铲除淫祠产生的土壤,因此其成效长远而言难以得到保证。另外,自明代中后期以后,地方士绅在毁淫祠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日益显著,地方利益的博奕对毁淫祠亦有多方面的影响。     

福泽谕吉与俞吉浚的开化思想比较——以社会变革主体论为中心

在日韩两国的发达景象背面 ,隐藏着不少与其“近代”的名称极不相称的社会弊端。这些弊端的发生并非偶然 ,它是近代日朝两国先觉者们所追求的理想化近代化“模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义利之辩、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自从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来,人们对义利之辩一直极为关注,并相当一致地强调“重义轻利”。可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市场网络初步形成,在思想界也出现了大量的反传统思潮,一些政治思想家纷纷强调“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要求为“利”正名。这种现象,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本文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实际上,这只能认为是经济资源配置不衡下国民经济危机的反应,就其本质来说,与传统并没有很大的冲突,兹作分析如下:     

慈禧太后对醇亲王奕譞的监控——以赏赐官女子为中心

光绪帝继位之后,醇亲王奕譞由于其皇帝生父的身份,客观上对慈禧太后独揽权力产生了不利影响。由此,慈禧加强了对奕譞的控制：除了利用传统的宗人府制度与王公处分则例外,还“巧妙”利用了前朝的赏赐皇子王公官女子制度。而清帝赏赐皇子王公官女子,主要是为了子嗣繁衍。慈禧利用官女子监控奕譞应当较有成效,故而其再三使用这一手段。     

再论西夏的官与职——以西夏官当制度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译《亥年新法》等西夏文法典,对西夏职官制度中"■"(官)、"■"(职)问题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西夏中晚期官阶复杂,仅六品以下至少可分五个层级,280多阶;"■"(职)即职事官,共七个层级。西夏以职定阶,次等司正(■■■■)以下各职所对应官阶一般为四到两个。在革职时,通常以该职所对应最高官阶算。恩荫制度中,只继承官阶,而不任职。     

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

古来斯文有厄运。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崛起东南,惨烈的书厄再次上演。面对这种名教之奇变,湘军将帅在率兵镇压的同时,也设局刊书,致力于文化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太平天国扑灭后,湘军将帅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认可,并作为战后振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予以推广。于是,引发了同光年间各省设立官书局的风潮,时间绵延二三十年,范围波及边远省份。官书局的肇兴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堪称晚清时期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清代官刻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而且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嘉惠后学。     

越南贡使与中国伴送官的文学交游——以裴文与杨恩寿交游为中心

越南使臣裴文与中国伴送官杨恩寿的文学交游,为我们提供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个全面而详实的个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越南使臣出使中国及与中国文人交流的具体情况和特征。更重要的是：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正是有赖于类似裴、杨文学交游这样的一个个的具体事例支撑而成,我们可以由这一组个案透视出中越文化交流,乃至在宗藩关系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面貌。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南大德文专业的风流云散——以若干人物为中心

本文以1950年代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为大背景,注重学术史脉络的内在把握,以作为南方大学中心的南京大学德文专业为个案,考察其精英荟萃的时代遭际以及风流云散的悲剧命运,通过作为主事者的商承祖与张威廉的行为分析,以及作为外来者的名家廖青主与陈铨的命运剖析,从相辅相成的角度尽量客观地复原部分历史现场,理解一个边缘学科演进过程中的学人命运、学科进程和时代语境.     

捐廉助赈与清代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以《抚豫恤灾录》为中心的考察

乾嘉之际社会经济衰微,天人观念下的官赈独尊陷入困境,统治者对捐廉助赈犹疑不定。嘉庆十八年(1813年)河南发生受灾七十余州县的大旱灾,民变继之,合省各级官员两次捐廉助赈得到皇帝默许与支持,并在以后作为各地官员捐廉助赈的成案,推广至全国,渐趋常态化。这一转变肯认了捐廉助赈的作用,开启了清代中期荒政施赈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传统荒政的近代转型有着重大意义。     

晚明题跋分类与文体观念的呈现——以晚明三部重要选本为中心

晚明具有代表性的小品文选本《明人小品十六家》《文致》与《文章辨体汇选》等,题跋选辑各有风姿,体现题跋文体的包容性和文体观念的开放性特点。晚明时期的文人所秉承的散文观念,与五四以来以"小品文"为特征的现代散文观念之间存在一定裂痕,在进行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不应简单地以文学、非文学的标准进行分割,应该从广义地文章观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才能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文体发展与文学观念通变的面貌。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朝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洞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以四川梓潼和云南大理为中心

洞经音乐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活化石,洞经音乐的点点滴滴都渗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笔者多次来到四川、云南洞经音乐繁盛之地调研后发现,两省洞经音乐由于同源一宗,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随着岁月的流逝,环境的变迁,两地的音乐又各具特色,尤其是传承现状及未来前景让人挂牵。通过找寻梓潼、大理洞经音乐的共性、个性、现状,进一步探索洞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晚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善书的讨论为中心

对比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显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各个领域产生了碰撞和融合,袁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分析《了凡四训》中体现的立命观念和宗教思想,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显示的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朝鲜赴明使臣的中国观——以朝鲜赴明使臣所作纪行录为考察中心

朝鲜赴明使臣著有大量的纪行录,反映了他们对明朝的认识和观感.其中有对天朝的仰慕、对明朝繁华富庶的赞叹,也有对明代社会阴暗面的抨击.     

绮丽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以晚明小品文为考察中心

晚明小品文绮丽审美风格赓续南朝文学颓废审美风格传统而具有新质。在思想格调层面,它躲避宰制儒家崇高精神所标举的明道、宗圣等规约,注重个体极致性的审美愉悦,日益表现出唯美—颓废精神;在创作主体方面,由有位的士人转变为山人、处士等身份低微的士阶层,进而题材内容告别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性的小叙事;在感性形式方面,它于长行文字八股时文文体之外,大兴独抒性灵的短札书牍等,极为注重以女性化的譬喻方式为代表的细节描写。这些新变不仅表现出晚明文人独特的审美个性和审美自由,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文人文化,而且将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阳刚的崇高审美风格转变为阴柔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表现出中国审美文化中人与文的觉醒,从而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论晚明士人的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晚明士人任侈生活为中心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欲望合理化的理论赋予晚明士人崇奢任侈生活的合法性.晚明士人躲避传统儒家以雅正为依归的政教合一的审美风格,表现出“去崇高化”的以华为美、以奇为美的怪诞化颓废审美风格.此种颓废生活审美风格以士人为表率,视中国主流审美文化所压抑的“丑怪”为美之追求,不仅表现出晚明士人独特的审美个性,而且日益播散形成晚明社会性的审美风尚.此种审美风格以消极的方式不断瓦解社会压抑的可能,追求个体性的自由,从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

日本江户时代的"石门心学"与中国宋代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共同具有典型的近世特征,也都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等诸多差异,在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大有不同。对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进行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世界经济学说史迄今大抵无东亚等缺憾,而且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