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中国化"及其实现方式

目前中国法学界对西方法学理论和方法的热衷是主流现象,同时苏联法学的一些陈旧观念仍在影响着中国法学界①,而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问题却缺乏切实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开始呼吁注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近期邓正来先生更是以"中国法学走向何处?"一题连发四篇宏文,对中国当下法理学的一些思潮进行批判与反思,"法学中国化"的提出即是对此批判与反思所作的一种回应.     

诉讼证据定义新论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无论是刑事诉讼实践,还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证据问题都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总体的刑事诉讼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证据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的证据法律意识以及实际的司法状况对于法学理论之生命力和价值具有重要的说明作用的话,那么,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任重道远。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几位专家就证据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     

证据的形式与实质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无论是刑事诉讼实践,还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以及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证据问题都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看,相对于总体的刑事诉讼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的证据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我们承认大多数人的证据法律意识以及实际的司法状况对于法学理论之生命力和价值具有重要的说明作用的话,那么,我国证据法学理论研究任重道远。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几位专家就证据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一些参考。     

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否认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反对法律本质主义,否定法律的同一性和普适性.这些批判性观点在其终极指向、发现的问题、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精神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价值.本文试图在梳理西方后现代法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其批判对法学发展的价值所在以及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代表人诉讼中诉讼标的的分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其中对于代表人诉讼中诉讼标的的表述是“同一”或者“同一种类”,可是却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规定。在理论界,许多学者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是对其中最关键的诉讼标的却少人问津,理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笔者认为,代表人诉讼中诉讼标的识别应以事实理由和诉讼声明标准为原则,再结合具体情况完善。     

"幼稚的法学"是否已成熟?——对法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

以前有人说中国的法学是"幼稚的法学",很是触动了法律人的神经,许多法学学者在文章中不断地引用这个判断,大有嘲讽之意,也暗含着不服输的劲头.因为据说现在的法学研究已经不再幼稚了,甚至能够和哲学史学等等并驾齐驱了.这是一个很乐观的判断.进步是固然的,但是我们细致观察一下,当前活跃在法学界代表法学界较高水平的研究者,往往都是那些能够及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以此作为分析工具的学者.因此,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法学是不是真正成熟了,我觉得依旧是一个问题.根据本人观察,当前法学研究中依旧不同程度存在以下问题.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地位刍议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地位是困扰刑法学界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对现代刑事法治和罪刑法定的冀望中,刑法学界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给予了批判和反思,诸多学者将社会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之反动,社会危害性在罪刑法定面前迅速"祛魅"。然而,在争议远未止息的今天,这种全面否定社会危害性刑法地位并将其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对社会危害性本身的理解,应站在理性的立场,注重其功能的还原。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出罪功能,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具有理论魅力。     

中国法学研究人员向何处去——读邓正来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教授的长篇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对中国法学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对于任何反思与批判都应当将其置于新的反思与批判之下予以思考。对该文的解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关于法律的理想图景；关于对中国法学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关于该文的写作目的。     

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界对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的研究不系统，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关于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研究、关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特色研究、关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研究以及关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困境等方面，而关于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思想零星地反映在这些研究的文本中。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霍克海默形而上学批判思想是其构建批判理论的真正发源地。     

人的本质新探

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难题。虽然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已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在辨析我国理论界关于人的本质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诉讼艺术研究述评

诉讼艺术(含司法艺术)是指在各种诉讼实践活动中,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创造性地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纷争的方式和方法。它是人类法律智慧的结晶和表现形态,甚至代表着法律艺术的最高成就,因而人们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对诉讼艺术的研究和运用。在简述诉讼艺术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扼要评述了国内外当代诉讼艺术研究基本情况,并审视了对中国传统诉讼艺术的研究实绩与缺陷。     

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行为的界定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进入修改的议程,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扩大我们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能够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所以行政行为不仅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更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必须在该法律里面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以达到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防止实务中对行政行为的错误理解的目的。     

民国初年关于行政诉讼体制的争论

民国初年,围绕正在构建的行政诉讼体制应采取何种模式,一批学者、政客曾展开激烈争论。争论主要涉及三个层面内容,即法理上行政审判权的性质与归属、体制上行政审判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是“一元制”还是“二元制”、传统都察院的去留。争论不但影响了民国初年的行政立法,还使当时行政体制的构建与完善过程进一步复杂化。究其原因,争论既是学理争论和辩异的结果,又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必然。     

论司法过程的不确定

法律规定与案件之间不是单一的符合关系,把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司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了变数的过程。司法过程的不确定表现为其动态性、反复性和裁判结果的非唯一性。动态性表现在司法过程是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的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司法过程的反复性是指法官判案并不是经过一次完整的诉讼程序就算完结了,每一个诉讼行为都可能反复地再现;裁判结果的非唯一性表现为不同的法院或者不同的法官对同一个案件作出的判决结果可能不尽相同,尤其是对于疑难案件。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法律法规赋权诉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要从立法上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拓展原告资格;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规制受案范围;对诉讼费用采用无偿主义原则;诉权由公众享有。     

构建家事纠纷调解制度的法理分析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家事纠纷调解机制来解决家事纠纷。在解决家事纠纷方面,家事纠纷调解机制与家事纠纷的诉讼机制、和解机制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家事纠纷调解机制解决家事纠纷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节约成本、提高效用和促使人际和谐。     

公益诉讼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简析

公益诉讼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具有巨大的预防和救济价值。目前,我国立法的有关规定导致公益诉讼的原告方所负担的诉讼成本过高,而诉讼收益却过低,这种成本与产出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改变,势必会给我国公益诉讼的正常发展带来极大不利。解决途径可借鉴经济学有关"外部性"内化的方法,一方面降低诉讼成本,另一方面提高诉讼收益,从制度上保障公益诉讼正常发展和运作。     

对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之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 ,追求客观真实的实现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客观真实也成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传统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片面强调了刑事诉讼与一般自然认识和社会认识的共性 ,忽略了刑事诉讼之不同于其他认识过程的特殊性。应当以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 ,并在以法律真实作为诉讼基本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明、科学的诉讼制度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三项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利于被告原则决定和指导着刑事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确立和强化了证据裁判原则,同时可以克服刑事诉讼中的“真伪不明”,即指导法官在“未能形成确信心证时”应当如何判决的裁判法则。无罪推定原则一方面要求作为国家刑事追诉机关的检察机关,一旦向法院提出了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和主张,它就有义务向法院证明被告人有罪这一结论的成立。另一方面无罪推定原则决定了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性质是其辩护权的行使,被告疑点形成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有利于己证据的提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和有利于被告原则源于无罪推定原则,同时又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化和细化,可以使无罪推定原则得以实现,使证明责任得以有规律和始终如一的分配。     

“怠于行政职责论”之辩——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论见

学界对环保行政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最大的争议在于: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将致使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行政职责.其实,环保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无论从权力大小、权力行使环境还是从权力性质看,都有与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和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的适度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