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归人》：阶级社会中觉醒者的悲剧

《风雪夜归人》常被看作是言情剧,其实它是一部优秀的左翼戏剧。它取材于真实 的故事,直面现实,大胆描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批判罪恶的社会制度,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 义精神。它表现了民国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展示了底层民众受到的现实压迫和思想毒害。 魏莲生和玉春这两个觉醒者,选择以逃离的方式反抗,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个悲剧就是 要警醒被压迫的民众,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     

《风雪夜归人》:超越与归顺之间的尴尬

《风雪夜归人》在显性文本后面隐藏着一个隐性文本,即在启蒙、反抗的表层主题之下还有着作者对宇宙、人生的超越关怀。这两重话语显露出作者在超越与归顺之间尴尬的创作心态。     

1920年代的《娜拉》演出与五四精神传导

易卜生的名剧《娜拉》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成为五四精神的象征,《娜拉》的舞台演出即是五四精神向社会传导的过程。1920年代,承载着个性解放思想和新兴话剧样式双重内涵的《娜拉》演出,从案头到舞台、从学校到社会、从禁演到公演、从女扮男装到男扮女装、从同性登台到男女合演,经历了曲折而繁难的过程,而在观演之间更是激发了有关中国观众配不配看新剧、易卜生是否适合中国、娜拉该不该出走等问题的论争。由1920年代的四种《娜拉》演出,我们可以清晰地透视五四精神向社会传导的路径及效果,进而重审五四精神的丰富性和启蒙的限度。     

女性解放之梦的幻灭——解读耶利内克戏剧《娜拉出走以后》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耶利内克在她的剧作《娜拉出走以后》里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娜拉,从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戕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人物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女性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三个层面解读当代女性生存境况,分析妇女受迫害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对妇女解放道路和途径予以了深刻的反思。     

美国的娜拉出走以后——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的普遍意义

《欢乐之家》是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的成名代表作,自1905年出版以来魅力经久不衰。1998年入选20世纪一百部伟大的英文小说,2000年被搬上银幕。该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推陈出新地继承了英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巧妙地融合了法国文学的唯美主义追求,并对新旧世纪之交的社会意识和存在作出了前期现代主义的艺术反思。小说的艺术成就得益于复杂的多元视角和对自我身份的深度心理探索,其中既可见奥斯丁、艾略特、哈代小说的风采,也有福楼拜、司汤达、左拉、乔治·桑作品的韵味;更有詹姆斯、德莱塞、菲茨杰拉尔德、刘易斯作品的氛围,尤为重要的是,小说从非女权主义的女性视角探讨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郑重提出却没有回答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结果如何?因而具有超越种族、阶级、性别和国别的普遍意义。     

胡适、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与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

易卜生的作品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影响巨大,而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又充满了误读、曲解和断章取义。究其原因,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作为该剧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对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胡适和罗家伦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剧中一对次要人物——林敦夫人和柯乐克——的形象和关系进行了改写,对海尔茂的人物设置也有所变动。这些误译和改写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却至关重要,因其遮盖了易卜生原著对人物设置、结构安排的精巧设计,简化了原著对"浪漫""幻想""现实"等问题的深刻反思,由此,这部译作中的误译和改写对《娜拉》在中国的接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人们忽视作品的艺术性而更关注其思想性;并使人们在关注该剧思想性的时候,又集中关注其社会改革的方面,即女权主义的因素,相应地忽视了易卜生思想中更深刻而复杂的内涵。     

《青色魇》：沈从文40年代对佛经故事的重说

写于1946年的《青色魇》,讲述了佛经典籍《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同《七色魇》其他文章一样,《青色魇》也呈现出晦涩难解的文本状态,评论多将之称为“抽象的抒情”。从佛经故事重说的角度将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月下小景》进行比较,不难剖析这种“抽象抒情”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     

丧“偶”之痛——娜拉出走原因之话语分析

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出走之原因历来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娜拉的女权主义思想鼓励她离开玩偶之家;有观点认为失去在家庭的统治地位使娜拉极度失望,愤而出走。笔者赞同后一观点,认为娜拉最终出走的原因在于她失去了从前那些可爱的玩偶,变得心灰意冷。鉴于目前尚无人运用话语分析来证明此观点,文章试用该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杂议

春秋董氏学》在康有为公羊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加之两岸过去相当程度上对于该书意义的忽视,因此,我们需要对《春秋董氏学》的结构、内容、主题、与维新变法的关系以及其所蕴涵的“广东特色”进行认真探讨。     

女性主体性的媒体言说——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专刊《妇女界》的解读

1931年9月1日,北平《世界日报》再次开辟《妇女界》专刊,主编由男性变为女性。在女主编金秉英的主持下,妇女的声音得以更加自由地表达出来,内容涉及社会的诸多层面,体现了编者、作者对妇女生命的关怀。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编者倡议妇女走出家庭,为国贡献力量,但是又不能放弃家庭的责任。如何处理好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妇女界》所讨论的重要议题。该专刊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参与社会性别关系的调整与构建,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文化。     

川端康成研究的地域性差异——以《雪国》为中心

日本的《雪国》研究特征是:“川端热”中的褒贬评价不均衡;研究态度严谨、资料翔实。中国的《雪国》研究特征是以社会学批评观点为主的研究阶段较长;日本等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推动了川端康成研究进程。两国的国情及传统文化对形成两国川端康成研究的不同特征给予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民间视阈下的《红高粱》与《还乡》的女性叙事

莫言和哈代都是民间文化的表述者,他们的小说都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力,在此文化视域下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其中以《红高粱》中的凤莲和《还乡》中的游苔莎最为典型。在两人的女性叙事中,既有相同又有差异：首先,他们都描述了女性的本能欲望,但对欲望的态度不同;其次,都描述了女性的反叛,但反叛的基点不同;最后,从两个作家对女性的理想化书写中,深层揭示差异性背后蕴涵的文化意义。     

漂过岁月溪流的不谢玫瑰——论丁玲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

丁玲的创作风格几次发生显著变化,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女性意识发展轨迹:初登文坛、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创作、延安解放区时期至新时期复出。丁玲创作历程的女性意识从鲜明到暗哑的发展轨迹都折射出女性在确立自我历史发展进程中跋涉的艰难,直至最终消隐的悲哀。     

评《夜色温柔》中男权社会的衰落

《夜色温柔》叙写的是旅居欧洲的美国人迪克.戴弗医生和妻子尼科尔的婚变。10年间他经历过希望、压抑、愧疚、愤怒、失望等多种情感体验,它们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纠结对抗,聚合分裂,本文从性别批评的角度来解读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其文本隐喻当时典型的现代西方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思想的退位、女权文化崛起。小说通过人物性别意识与叙述视角契合转换的结构方式及男女人物形象塑造的对照谱写了一曲现代男权社会衰落的哀歌。     

《高祖还乡》的陌生化解读

“陌生化”意味着“使其陌生”,是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它昭显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纯艺术观。以“陌生化”为基点,俄国形式主义构建了一个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在《高祖还乡》中,睢景臣通过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正统和帝王权威进行了成功的颠覆,使接受主体摆脱了机械化的定势的感知模式,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体验、观照和审视历史。     

从中原女娲神话与信仰看女神精神的失落与复归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 ,将古典的女娲神话与当代中原地区口传神话及民俗加以对照 ,认为在男权社会中 ,女娲的神格和功能都发生了倾斜 :由大母神、创造大神和文化英雄演化为以“赐子嗣”为核心功能的生殖神。在倡导女性解放的今天 ,重新发掘女娲神话所体现出的女性的力量和社会责任感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同文本不同声音——20世纪40年代男、女作家小说中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20世纪 40年代 ,男、女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塑造现代女性形象时是两种文本、两种声音。同是女性对个人的坚执 ,男作家看来是自私、残忍 ,女作家看来则为对自我的尊重 ,对自由的尊重 ;同是女性对欲望的狂炽 ,男作家看来是淫荡 ,女作家看来则是自我生命成熟的标志 ,自我生命意识的张扬。男作家看来 ,如此 ,女性解放走上了反面 ,女作家看来 ,如此仍不够 ,仍不足以撼动男性中心世界的根基 ;男作家的创作有一股郁结之气 ,女作家创作则让人感到世界荒凉。对于人们进一步思考男权社会里女性处境、地位和命运不无启发意义。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妇女运动初探

和湖北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样,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湖北妇女运动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教育平等、婚姻自由、财产承继、放足等思想主张深入人心。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妇女运动的背景、发展概况、特点作了初步探讨。     

论自然环境描写在《还乡》中的角色地位

托马斯·哈代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的文学巨匠,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尤为闻名,环境描写在他的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突出表现在他的《还乡》中。文章对小说中所运用的以自然环境描写来刻画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以及用自然环境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写作手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以获取对《还乡》的深刻理解。     

《韩熙载夜宴图》构图论析

《韩熙栽夜宴图》的构图十分耐人寻味,画家通过“屏风”这一显性的道具直接分割时空,同时精心设计某些人物“隐性”的特殊姿态,他们与屏风一起,将夜宴的多个场景有序分隔和巧妙衔接,使得这幅长卷人物画浑然一体、气脉相连。《韩熙栽夜宴图》在构图上的这一独特创意,除了画面内容和主题的需要之外,其特殊的创作动机和观者期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