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因果:绍兴冤狱与绍兴和议的历史际遇

绍兴和议是南宋政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宋高宗、秦桧政权借反和议为由制造的绍兴冤狱,也常常成为即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绍兴八年(1138年)末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底,反和议者争论不休的论点里,有关金人不诚信、宋室屈节等问题,多是道德层面的评说,并非本质反和议之辞。绍兴和议缔结之后,赵鼎、李光等人及与其相交往者相继被投冤狱,与反和议关系不大,多半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及社会关系影响到绍兴和议之后的政局稳定。所谓绍兴冤狱,当是宋高宗、秦桧政权为重构政治基础而采取的非规则政治行为。     

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影响研究

分析梳理了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形成及绍兴地方性塑造方面的影响。鲁迅文学作品对绍兴地方性的再现作用,加深了人们对绍兴地方性的认知,影响了绍兴地方性的形成;在塑造绍兴地方性的方面,鲁迅作品承担了地方品牌的功能,为旅游开发和提升提供借鉴和启发,并为相关文化再生产提供原始文本和文化意义。因此绍兴在相关旅游开发中,保护和塑造绍兴的地方性,充分利用鲁迅作品和鲁迅文化的价值。     

鸦片战争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联系的加强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镶嵌在我国东海之滨的一块宝地。它的范围大致西起南京、东临大海,北至长江,南到杭州湾。如把毗连的钱塘江河口平原的南翼也计算在内,则范围可扩大到绍兴、宁波一线,地跨江、浙两省。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面积共达62,100平方公里。鸦片战争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致包括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绍兴府、宁波府与太仓州等地。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该地区拥有人口34,147,211人,     

《朝花夕拾》与绍兴民俗

鲁迅《朝花夕拾》中有许多关于绍兴民俗的描写,寄予着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深刻的文化思考。《朝花夕拾》既展示了大量绍兴淳朴的民俗,描绘了一个民风淳厚的乡土世界;也描写了一些绍兴民间陋俗,它们留给作者的是痛苦的记忆和愤慨的情绪。民俗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关系密切,在对民俗的描写中,渗透着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排污权交易对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浙江绍兴实践经验的分析

绍兴的纺织业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了绍兴纺织产业发展现状,以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2008年绍兴市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前后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探讨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对绍兴纺织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论是二者成正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绍兴市的相关成功经验。     

贺信

黄山市昔称徽州，从北宋至现代有800多年，保持“一府六县”的建制基本上未变，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逐渐增至150万左右。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博大精深的徽文化，孕育、造就了在明清之际称雄了300余年的徽商，从而使徽州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风光旖旎、富庶文明之区。世世代代的徽州人，莫不以此为荣。     

明清时期浙江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剖析

浙江古代人口的发展与中原诸省比较,具有自己的特点。隋代以前,今浙江尚属经济落后、地广人稀之域。唐代开始,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浙江人口日益增加,至宋元之际达一千万左右,形成了浙江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再经明清社会经济的繁盛,到清道光年间即鸦片战争前,人口迅速增长为三千万左右,形成第二个高峰。本文试对明清时期浙江人口发展第二次高峰形成原因及人口分布特点进行初步探索。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绍兴和议"与秦桧归宋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学术界掀起了关于"绍兴和议"与秦桧归宋问题的讨论,这是推进宋史研究的一件好事.但由于有些学者在史料的占有、分析和运用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疏误,以致不但重复了过去已被驳倒的观点,而且在"绍兴和议"与秦桧评价等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错误观点.     

"民间"的嬗变——"鲁迅话语"与当代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重构

1949年以后,“鲁迅话语”在绍兴戏曲的女吊形象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改”中的绍剧《女吊》和九十年代以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腔《女吊》是两则典范。二者创作理念迥异,却均由官方与知识精英联袂打造,并借由“鲁迅话语”创造出走向鲁迅《女吊》背面的女吊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鲁迅为“民间”资源注入的“自我”内涵,先后被置换为“人民性”和“民族性”,而鲁迅借以省思权威话语、重构自我精神的民间资源,成为制造新的集体话语的某种途径。     

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

湖北作为一个机能文化区的区域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湖北”之得名,源起宋代。但直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湖广分省,湖北成为独立的高层政区,方有真正意义上的“湖北文化”。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湖北文化,具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湖北文化,是对今湖北境内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湖北文化,文化交融性更为鲜明突出;第三,宋以来的湖北文化,有一个起伏跌宕并长期处于中流的发展过程。     

异端·博洽·经世——越地学术传统的特征解读

越地学术思想自东汉以来厚积而薄发,特别是在宋明清异军突起,占据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强烈的批判精神犹如一根红线串联着越地学者的学术活动,勾勒出学术传承的基本轮毂;博洽包容,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是越地学者治学的又一传统;求实致用,甚至把追求功利视为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越地学者治学的鲜明特色。     

元叙事的变形:越剧莎士比亚悲剧《王子复仇记》

越剧《王子复仇记》以特有的唱腔演绎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为世界莎剧舞台增添了一朵绚丽的越剧之花.越剧《王子复仇记》采用写意性的表现手法反映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精神,借助于越剧的唱腔展现了《哈姆雷特》中人物的性格、心理、行动,将越剧唱腔之美拼贴入《王子复仇记》的情节之中,显示出元叙事的特点.这种经过拼贴形成的具有元叙事特征的越剧美,不同于作为话剧的《哈姆雷特》的美学形态,实现了在虚拟、写意基础上的审美叠加.     

绍兴地名文化初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都是靠语言传承的，地名是语言中的一部分，因而地名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也可以说地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的部分活化石。本文探讨绍兴地名文化，从地名的语言特点入手，进而试图揭示绍兴地名命名的理据以及地名之中的文化内涵。     

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先后来到世界东方,各地区间封闭状态被打破,明朝遇到了如何应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问题。明朝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措施,主要者应包括四项:迅速调查西欧殖民者的情况、努力发展本国的对外贸易、积极学习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力发展能与西欧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而明朝在这几方面做得有正有误,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表现大体平衡。这使其时中国的发展速度低于西欧殖民者,国力对比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演变。只是由于明朝土广民众、原有国力相当强大,其综合国力直至该朝灭亡也没达到小于西欧殖民者的地步。后来清朝发展了明朝以上四个措施的消极面,加速了中国的衰弱。明朝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地理大发现后,各国必须在全球性的国际交往中应对得法,才能使之避免被动,保持富强;而时刻注意即将发生深刻影响的新动向,才能保证应对得法。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略论明清时期浙江的丝绸贸易

浙江素有“丝绸之府”美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浙江已经生产丝绸。浙江的丝绸贸易历史悠久,浙江丝绸产品历来畅销海内外,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本文简要介绍明清时期浙江丝绸业概况,着重论述明清时期浙江丝绸贸易的三大特点。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清初广西盐业制度考察

康熙初年始,广西逐渐采取按额销引,推行户口食盐等制度,改变了明代以来“官无考成,民无额数”的食盐销售状况,建立起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运销制度。而在其运转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便,在官、商、民的利益冲突下,王朝政府不得不适时采取灵活的措施来应对,以加强对盐课的征收及地方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