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江南禅宗的国师之争与士绅动向——康熙九年玉林通琇宜兴“强僭龙池”案述考

康熙十二年,以玉林通琇为代表的临济宗和以寒松智操为代表的曹洞宗争夺江南常州宜兴县善权寺控制权之“善权常住诤”一案,是清初江南僧诤的重要内容。而康熙九年发生的玉林“强僭龙池”案,不仅是“善权常住诤”的前奏,同样也是当时江南影响极大的僧诤案之一,惜长期尘封,不为人知。所谓“强僭龙池”,是指玉林试图谋夺龙池祖廷即宜兴龙池山禹门寺住持。而玉林此举,遭到了龙池僧人、宜兴部分士绅以及木陈道忞的强烈反对。龙池之争,虽以玉林失败而告终,但对此后的“善权常住诤”以及康熙十三年善权寺玉林系僧人与叶塘陈氏的流血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故有“善权浩劫,祸始龙池”之说。     

试论禅宗在吐蕃社会的传播及其影响

从藏王松赞干布时起,汉地僧人就通过不同的渠道不断进入吐蕃社会,致使汉地的佛教思想在吐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直至以摩诃衍为代表的汉地佛教禅宗顿门派传入时,使这一影响达到鼎盛。虽然在“顿渐之诤”中摩诃衍失败,但汉地禅宗教法对吐蕃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断绝,并一直影响到后弘期形成的一些宗派体系和思想     

《贤者喜宴》■摘译(十一)

前言 本译文上承摘译(十)。在摘译(十)中通过译文和注释已经介绍了顿渐之诤的起因等过程,并扼要地说明顿渐双方的人物背景。 在这部分译文中则主要反映顿渐之诤的具体辩论情况。同时介绍顿渐双方辩论后的结局。 在吐蕃时期的宗教之诤有两次,即顿渐之诤前的佛苯之诤及这次的顿渐之诤。从佛苯之诤已使我们看到,表面上的苯教大臣()及信佛大臣()似乎是信     

唐朝佛教对吐蕃佛教的影响

公元7世纪初,随着唐蕃友好关系的建立,开始了以佛教为主的文化交流,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经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有十余人,来吐蕃传法译经的唐僧更多,他们为吐蕃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顿渐辩论之前,唐朝佛教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佛教,顿渐辩论后虽然印度系佛教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唐朝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禅宗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形成的藏传佛教的一些派别。     

唐末五代时期禅宗僧人行脚现象探析

唐末五代时期禅宗僧人行脚现象大兴.在禅宗僧人游历、参学的行脚过程中,产生了禅师与学僧,禅师与禅师,学僧与学僧三种关系,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行脚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禅宗特色.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分别发生在蒙哥汗统治时期的1255、1256、1258年和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十八年.在蒙元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在四次辩论中打败了道教并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在于甄别各教优劣、遏制全真教过快膨胀和巩固藏传佛教国家宗教之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其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必须有助于而不能威胁到其统治,考虑境内民族成分和统治区域的变化,要符合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国策.     

天台德韶与天台宗

宋代禅宗僧人德韶的贡献,一是光大了禅宗法眼宗,培养了像永明延寿这样的大家;二是联络了吴越钱氏家族,促进了吴越佛教的发展;三是为天台宗的重昌做了奠基的工作,促成了中朝佛教文化的交流。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禅意浓浓说红楼

《红楼梦》从开篇到结尾都凝聚了极其深刻的禅宗思想。作者让一个僧人一个道人贯穿全篇,旨意佛道结合而生成的禅宗思想,并从多方面、多角度揭示作品禅意浓浓的内容。     

似是而非——禅宗公案“干屎橛”与庄子“道在屎溺”辨析

禅宗的话头“干屎橛”与庄子的“道在屎溺”形似而实异。本文从逻辑结构和语法句式开始分析二者区别 ,辨析禅宗“干屎橛”与破僧人的执著、而道“在屎溺”是对“道”存在性的说明 ,同时着重分析禅宗话头中“是”的缺失及其原因。     

元代武宗朝研究综述

元武宗海山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三位皇帝。元武宗(1307-1311)时期进行了统治势力之重构和对前朝流弊的改良。随着考古界对元中都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武宗朝和武宗其人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并对武宗朝在元中后期政治影响和历史地位做出了新的界定。     

道教文化对刘秉忠诗词的影响

在金末元初文坛,刘秉忠是一位特色独具的文人。他身为忽必烈政权中重要的辅佐之臣,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他不仅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把道教教义身体力行地运用在现实人生中,他的诗词中处处洋溢着道教文化与情怀,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与特质。     

试论豪侠小说在宋代的新走向

豪侠小说经历了唐传奇的繁盛后 ,在宋代发生了质的转变 ,逐渐走上与统治思想合拍的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即狂放之侠的文人化、血性之侠的仙道化和自由之侠的官府化。这一转变既与宋代统治阶级政策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相一致 ,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文化的特质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沙俄、阿迦汗三世与帕米尔

19世纪后期,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沙皇俄国在侵占中亚后,又侵占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当发现常住在印度孟买的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精神领袖阿迦汗在帕米尔居民中有着无限的影响力之后,俄国人意识到:欲永久占领帕米尔,必得削减阿迦汗的传统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散布阿迦汗的流言蜚语,败坏其声誉。沙皇俄国外交部和驻外人员联袂导演了一出挑拨离间阿迦汗与帕米尔居民之间关系的政治闹剧,其目的在于永久霸占帕米尔。     

明代后期俺答汗对土默特地区的开发与建设

16世纪以后,土默特成为俺答汗统领的蒙古土默特万户的驻牧地。为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他积极致力于土默特的开发与建设,不仅促进了这一地区农耕经济的恢复,城市建设的发展,还将土默特建成明代漠南蒙古重要的喇嘛教传教中心,为土默特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城市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论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特点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游牧封建制在蒙古社会延续了700多年,与西欧和中国内地的封建制度相比,蒙古游牧封建制既具有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横向上整个社会分封为不同的单元,从纵向上看整个社会划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阶级之间以"阿勒巴"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同时,由于宗教因素和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蒙古封建制又具有汗权传承的单一性的特点。通过对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蒙古历史的发展,也可以了解游牧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蒙元时期游牧家产制与汉地中央集权制的冲突及影响

蒙元时期,蒙古传统的游牧家产制与中原传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皇帝与中央政府想逐步推行集权制,而诸投下（即诸王、驸马、勋臣等）家产制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窝阔台灭金始、后经入元后忽必烈时期,直至元末,元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但终未解决好这一矛盾。这一矛盾对元朝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是使元代具有＂蒙汉合璧＂特征的根本原因。     

和硕特汗王统治西藏始末

固始汗应格鲁派领袖之请,于1641年底出兵西藏,消灭第悉藏巴政权。从此,西藏地方开始在和硕特汗王的直接统治之下。随着固始汗的病逝,由于种种原因,和硕特汗王对西藏的统治权逐渐转移到格鲁派领袖身上。和硕特部最后一位汗王———拉藏汗尽管在1705年重新夺回西藏统治大权,但由于其举措失当,最终导致1717年在与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兵败被杀。拉藏汗的被杀,标志着和硕特蒙古对西藏75年统治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