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祭孔的传统与孔子祭祀礼仪的变迁

祭孔源于先秦时期的民间祭祀,自汉代起,祭孔所彰示的道统获得了官方认可,并通过丁祭和官方不定期告祭得到固化,进而使得祭孔成为一种历时性的祭祀活动。由于不同时代孔子形象和祭祀礼仪的不同,使得祭孔乐舞的复原难以避免选择上的偏好,而不像韩国等沿承了传入时的释奠礼。公祭不同于孔氏家祭,礼乐的因时而变原则,要求当下祭孔需要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祭祀礼仪,突出孔子的先师地位,把孔子祭典和教师节结合起来,把祭孔大典办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盛事,使之成为倡导尊师重道、展现礼仪中国的重要平台。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论礼的起源及其转型--一种法文化学的视角

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礼最初起源于原始图腾祭祀仪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为图腾崇拜祭祀仪式的礼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仪式上升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国家制度(礼)起辅助作用的暴力工具——法(刑),两者一起构成中国古老的法观念,亦即“礼—法”。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对这种“礼—法”观念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则适应形势对其加以改造,孔子“以仁释礼”的仁学建构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确定了伦理价值基础,并为礼与法的融合开辟了通道,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法制建设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得孔子真传的一位圣贤,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之一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颜氏历代族谱多标颜回为祖,秦汉至魏晋时期的琅邪颜氏传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颜氏之儒的印痕。这种精神认祖的方式使得颜回之学得以传承,也使得颜氏家族文化源远流长。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儒学的根基:人性抑或人伦?——兼论荀子之为儒家的理由

人性与人伦皆为儒学的核心范畴,属于人的本质特征,人性重在内在维度,而人伦重在关系维度.宋儒基于形上诉求将人性问题提升为儒学的核心,人性与天理相贯通,理无不善,自然人性必善,由此为人之成圣奠定基础,并以此建立儒家道统.孟子因其性善论恰好契合宋儒的理论建构需求,故得到极力表彰,成为儒家道统中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与此同时,荀子...     

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与朱熹《孟子集注》比较之一二

中国经学历史上,许多经学大家都曾为<孟子>做注,而赵岐作注,孙爽作疏和儒学大师朱熹的注最为后人所重,二家在很多地方都有差异,其中,赵岐认为<孟子>首章在讲"仁义" 治国,而朱熹则认为孟子在说天理与人欲;赵岐认为<孟子>末章在学孔子"叹而不怨",而朱熹则借以发挥理学家的"道统"观等等.     

论先秦儒家的国家统一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国家统一问题都作过论述,孔子和孟子倾向于以"礼仁"为核心建立一个同西周王朝类似的等级秩序井然的一统国家,而荀子则倾向于以"礼法"为基础建立一个以封建君主为首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国家.三者的统一思想各有侧重,但都希望用非战争的手段赢得民众--包括敌方民众的支持,塑造一"吊民伐罪"的正义形象,进而推动统一的最终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尽管统一的手段多为武力方式,但是在统一的过程中,儒家的和平统一手段却是使用最为经常的,也可以说是武力统一方式实施前最基本的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召开

<正>2017年4月15-16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会、中国孟子研究院、黄河科技学院主办,黄河科技学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来自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黄河科技学院、同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以及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社科联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本次研     

立人极、续道统:宋儒视域下的"孟子与《易》之关系"思想发微

在面对《孟子》文本中并没有引用《易》的相关内容的情况下,宋儒仍坚持"孟子是知《易》"的,并从义理的角度加以阐释.他们之所以重视孟子和《易》的关系,其原因在于:一是为了肃清汉儒解经的繁琐与随意,力求恢复儒家经典的义理思想;二是从"道统"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集大成者,以此来抬高孟子和《孟子》一书的地位,重...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元代冗官述论

元代冗官,不仅普遍存在,还以官府名目繁多重叠、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肆虐于政坛,从而成为继两宋以后又一个官府冗滥甚为突出的时期。蒙、汉政治文化二元体制下的汉地官与蒙古游牧官的拼加混合,直接导致了官府叠床架屋。蒙古忽里台贵族会议旧俗和统治者视官爵如赏赐的放纵政策,又为多员制泛滥和高官剧增推波助澜。蒙古皇室贵族及怯薛近侍等在冗官浪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从元杂剧中士子的情场失意看元代士子地位的败落

在我国古代,有“士为四民之首”之说,士子向来受人尊崇,但在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再那么神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们没有了进入仕途的阶梯;卖官鬻爵,使得穷士子难以挤身仕途;世袭之风严重,使官职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传家宝。统治者对士子的轻视等原因,使得士子的社会地位在元代非常低下,从而使士子落魄和贫困,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当然不能和商人作有力的竞争,从而败下阵来。     

王昌龄开元年间仕履新考辨

王昌龄开元年间初仕宦迹,史料记载语焉不详,令人考订又多分歧。通过对唐代选举制度及相关诗文钩稽、辨证,对王昌龄这段经历予以考订,昌龄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通过关试进入守选,曾于当年五月参加制举而未中,开元十九年与二十二年两中宏词,分别被授予校书郎和汜水尉,而后职是开元二十三年春授的。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清嘉、道年间的士习特点及其形成原因透析

清嘉、道年间的士习特点,总的说来可概括为两点:一是无实无用,嫉贤忌能;二是少廉寡耻,唯利是求。这主要是由清王朝的衰败、极端的专制主义、官场风气的败坏、以八股取士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汉学考据之风盛行等原因造成的。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     

清初五鹿诗社考述

五鹿诗社得名于郜焕元所编《五鹿诗选》,是清初以大名府为中心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多生于仕宦之家,入清后通过科举跻身仕途,属于清初"纱帽"诗人。诗人之间基于家族、姻亲、同学等关系,交往频仍。他们以地缘为纽带,以读书、游园、留别为契机,流连唱和,形成规模庞大的诗人群体。诗社成员以郜焕元、袁佑、窦遴奇三人成就最高。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或出于时忌或囿于眼界,介入社会的程度不深,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与阶层冲突在诗歌中少有体现,缺少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亦缺少鲜明的艺术个性。诗社诗人与地方官吏及游历诗人相互砥砺激发,一起有明一代地方诗坛之衰,共同营造了清初大名诗坛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