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基于对西方文化特征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省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回顾,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是针对激进反传统思潮和国粹派的顽固立场的一种理性回应。尽管现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表现出继承有余而超越不足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对于修正＂五四＂时期国粹派的一元化、全盘西化派的虚无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褊狭,有着重要意义。     

“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及其启示

政治思维方式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河床,＂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使西方政治文明既有形而上的知识维度,也有直面政治现实的形而下意味。西方政治文明之河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和现代性政治思维三种河床形态,现代性政治思维孕育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进一步消解理性基础和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是当代西方思想家采取的两种主要摆脱策略。在鉴别中国政治传统、处理知识理性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有效发挥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等方面,西方政治思维对当代中国建设新型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     

跨越异质文化：“上帝”在“道”的途中与人交会——六论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与老子学说

＂人与上帝藉以沟通的唯一途径就是道＂,这是托尔斯泰30多年研读《道德经》、探索基督学说和人生意义的重要见解。他站在现实性理性人的立场,在深入批判基督教文化的同时,将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转换成如何言说与上帝之在交会问题。从逻辑的内在关系出发,他将基督学说中的＂上帝＂人格化之在转化为＂道＂性之在;上界天转化为人的内在的天;天国理想转化为现世实在。通过这＂三个转化＂使＂老子学说的精髓＂与基督学说融合,使＂上帝＂在＂道＂的途中与人交会的言说和看似不可逾越的两种文化的跨越成为可能。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楚骚“发愤抒情”说对汉代“情性”思想的影响

楚骚文化是建立在楚地文化风俗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蕴含着意蕴深厚的美学思想,并积淀于汉代艺术的文化精神的深层。在中国诗学发展的逻辑链上,屈原及其骚体诗创作实践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对于魏晋时才标举的＂缘情＂说,具有奠基和示范的重要价值。     

中西语境下“两种文化”冲突的比较分析

尽管＂两种文化＂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中西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崛起,而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而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华裔汉学家张心沧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1735年,西方传教士将＂三言＂中的四篇故事翻译成法语,收录于《中华帝国全志》,开创了中国小说海外传播的历史。20世纪初,一些华裔汉学家也开始翻译＂三言＂,为中学西传做出重要贡献。以传播学理论为基点,探讨华裔汉学家张心沧对＂三言＂的翻译所做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论汪曾祺小说“性描写”的文化倾向

汪曾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但他又是＂五四＂精神哺育的一代知识分子,从他的作品——尤其是涉及性爱描写的作品看,中西文化很自然地融为一体,有时甚至是非常矛盾地杂糅在一起：作者的描写方法是中国式的、传统的,而人物的性观念（也是作者的观念）则是西方式的、反传统的。文章探讨了其背后传递出的文化信息。     

从"道"与"logos"看其对中西方语言的影响

"道"与"logos"是中西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最高范畴和核心概念.二者之特征在诸多方面均相通,但是由于"道"之"不可言"与"logos"本身的"言说"的根本差异,导致中西方在遵循各自的最高哲学范畴的前提下,在政治、思想、文化、语言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野.语言作为人类行为的载体,集中反映了二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通过对"道"与"logos"的分析,解析中西方在其各自影响下的语言观的差异,可以为深刻理解东西方的语言与文化展示一个新的视角.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神话如何重述

神话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如果说19世纪是西方理性宣布神话消亡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说是神话全面复兴的世纪。神话所内在的人类文化基因,决定了神话即便远离人类神话时代依旧“神力”无限,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诗性智慧,也为人类提供了返归自身的航向与能力。这也就是神话不断为人类世代重述的根源。那么如何重述神话,如何聆听与重解神话的谕旨呢?这正是当下最值得反思的问题。     

汉语"四声"之形成与佛经"转读"无关论

关于汉语四声形成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是由于"转读"佛经与古印度声明论之传入所致.通过对六朝时期"转读"材料的专门考察证明,"转读"不仅不是源自天竺之梵音,反而是僧人入晋后"适时"的结果,加之"转读唱导"在佛界中地位低下,因此"转读"既没有、也不能对汉语四声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诗性智慧”的早期生成

"诗性智慧"是一扇通往古代文化形态的窗户,它的出现是古代文化形态敞亮与解蔽的契机。着力分辨中西文化谱系早期"诗性智慧"的根本区别,通过文字与思维心智结构的剖析,经由"诗性智慧"载体的判断,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和早期生成状况进行本源性的审视。     

“哲学意味”与“补史之阙”

传统上西方人为小说辩护的理由是它“更富于哲学意味” ,中国人的辩护理由是它“有可观之辞”。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 ,小说的功能正在补正统文化之缺 ,后一种理由更符合实际。文人大规模地介入小说活动 ,使小说成为沟通各种文化的公共领域。 2 0世纪以后 ,西方出现了将哲学“非中心化”的主张 ;从鲁迅开始 ,中国现代小说摆脱“历史癖” ,强化了批判精神。当代小说仍应发挥传统 ,沟通文人的批判意识和民众智慧 ,采取积极策略     

“超越”与“超绝”——方东美论中西天人之际

方东美是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哲学研究的。他以形而上学为中心,直探中西哲学文化的核心。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圆融和谐"的智慧,即他所谓的"广大和谐之道";西方哲学则是一种以"矛盾对立"为特征的"二分法"思想,它始终不能脱离"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和格局。相对而言,中国哲学精神在根本上具有优越性,它适足以构成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也是解救其理论困难的唯一解药。方东美的比较哲学研究,已经深入到中西思想文化的核心,但他夸大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优越性,其理论难免"东方中心论"的局限。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毛泽东精神”研究四题

毛泽东思想体系具有层次性,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的智慧、情感、意志、理想、信念、人格的结晶,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诗词、书品、生活和实践中蕴含的最深层的本质。毛泽东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的集中体现,是振兴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加强对毛泽东精神的研究、宣传和弘扬,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需要,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