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     

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

西汉武帝以前时代，儒术的含义相对驳杂，一般是指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仪式和制度。这种广义儒术的知识资源主要是六艺类文献。以六艺知识和文献为基础文饰政治，重建社会伦理、培养各级官吏、塑造王朝礼仪与形象，进而建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是汉王朝面对当时社会政治诸难题的自然选择。至迟自汉文帝时期，广义上的儒术就已经开始受到王朝政治的青睐，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景时期政治选择的自然延续。在中长时段的政治史视野中，独尊儒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汉王朝大一统的进程大体是同步的。尊崇儒术其实是西汉王朝所实施的稳固统治根基的主要治策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帝王的个人兴趣或儒生的思想影响而出现的政治事件。     

论汉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悉延百端之学"

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清晰的嬗变轨迹。通过分析武帝前期政治思想的嬗变过程,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转变,是政治形势变化和武帝个人政治阅历积累所造成的。在武帝前期,儒学一直存在且被宣传为官方理论,但在政治实践中,儒学从政策理论逐渐蜕变为意识形态的说教。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而是一个渐进嬗变的过程。     

汉武帝时期的“儒学”与“儒术”

<正>汉武帝一生,本以武功名世,然《汉书·武帝纪》赞语所及,竟全系武帝之文治成绩。细察班固所总结武帝朝之文治成果,其主要内容实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按此八字实为近人易白沙所总结（参见王文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语主再考辨》）,非时人之语,因而今人对此总结是否准确亦有争议。     

汉儒称"儒学"为"儒术"考

"儒学"这个概念,不见于先秦典籍,为汉儒所独创.汉儒创造这个概念,用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或日"儒家的学说",但汉儒又用先秦已有的"儒术"这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以至于兼用这两个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文章藉梳理"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以说明这个问题,并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论汉初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

从西汉初期刘邦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起,汉初各代统治者对与之并存的儒学态度不一,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     

试论汉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例

汉文化,是指两汉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典章制度价值观念等。汉文化自形成以后便对后世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正统地位。"儒术"的内容涉及个人修养和治国理念,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儒术"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涉及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只有全面贯彻,不可顾此失彼,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儒术"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有生命的学说,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作为国学应继承发扬并光大之。     

理学之术的"实学"精神

儒家思想包括儒道、儒学、儒术三个方面。宋明理学不仅是要复兴儒道、更新儒学 ,也要发展儒术。理学之术是指治术和心术 ,它们是治国平天下的操作方法和修身养性的生活技艺。着重探讨了理学的治术和心术 ,并指出理学之术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趋势。     

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孔子”

人们长期以来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或“独尊儒术”,是误记了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臆说的。司马迁和武帝同时,他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实事求是地说:武帝信方士、搞封禅大典,“而颇采儒术以文之”。但群儒的意见不能使他满意,他就“尽罢诸儒弗用”了,这是实录,并无“独尊儒术”或“独尊孔子”之措施。 班固说的“罢黜百家”,系指武帝初即位那一年,选拨了一部分“贤良”来京,丞相卫绾发现“贤     

孔子“仁爱”思想与墨子“兼爱”思想之比较

儒墨两家原是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显学 ,当时天下学者非儒即墨。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 ,两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孔子儒学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地位达到了极至 ,成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 ,形成了儒家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和世代发展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价值标准 ,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走向世界之文化依傍。墨家则在与儒家的对立斗争中走向了没落。墨学的科技思想和精准的逻辑思想如历史长空中的一颗彗星 ,它的灿烂与它的殒落几乎同时发生 ,尘封在岁月的角落之中了。一春秋末年为社会大变动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 ,…     

严遵、扬雄的道家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后处于在野地位的道家思想依然以支流或暗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道家学说处柔守雌、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也往往成为失意士人心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引起他们的共鸣.另外,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士人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其中相当一批士人追慕、向往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试图搬出道家学说作为救世良方.严遵著<老子指归>,继承、发挥<老子>之说,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扬雄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     

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

在汉武帝锐意兴功、开边、改制、行法之时,其太子刘据是这一政策的抵制者。刘据代表了一个“宽厚长者”的势力。对这一势力加以深入考察,可以发现他们同时受到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促成武帝后期与昭帝时之政策转变上,则主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者发挥了作用。     

孔子诗教辨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但是,儒家思想在发展中也发生了多次变化,其中最重大的变化是董仲舒与朱熹。他们都以孔子的道统继承者自居,但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却与孔子的思想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差异很大,他们却善于把自已的思想观点说成是孔子的思想观点,结果把真正孔子的思想搞得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汉武帝即位初一改汉初"毋动为大"的保守立场,显露出扶义征伐、塑造大汉庄严形象的新动向。围绕武帝新朝对外战略的变化与否,淮南王刘安力主汉廷当珍惜汉兴70余年和平大局,继续以休养生息、安顿民生为要务;中大夫严助则申言大汉应"为天下宗"而主持天下正义,申言出师征伐以确保中国安全的必要性。严助的言辞雄迈激越,道出了武帝时代的内在意志与要求。     

"以孝治天下":晋汉承继损益研究

汉“以孝治天下”,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指导思想,将家庭家族伦理道德作为入仕的基本条件,将维系血缘关系延续的尊卑贵贱之礼改造为巩固统治政权稳定的等级秩序。司马氏父子完成魏晋更替,并因袭汉帝国的社会控制方式,“以孝治天下”。历史再次证明：汉代选择并加以改造的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和巩固的有效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充实成长,其理论性和实践性与现实政治更加紧密结合。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荀况对孔子政策思想的变革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创立了儒家政策思想理论体系,荀况则对孔子的政策思想进行了重大的变革,纳法入礼,礼法结合,既重教化又重刑化,使儒家的礼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汉以后所独尊的儒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荀况的政策思想,对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

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影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国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者,汉代国家祭祀乐舞可以反映儒学对汉统治思想影响的进程。儒学提倡的“顺阴阳助教化”的思想理念在汉代祭祀乐舞的某些具体篇章中有体现。汉初宗庙乐舞《四时》的出现完成了先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变。五郊迎气乐舞的完善说明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灵星祠舞的重新解说,代表着儒家思想对汉代国家祭祀的重新整合,代表着“顺阴阳”观念成为汉国家政治最高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