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改良是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革命的主要形式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的一个阶段。然而,“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     

再论斯大林模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

斯大林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落后国家的不完整运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它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现实的社会主义基础不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任何超越社会阶段的认识和实践都是要受到历史惩罚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止有对立和斗争,还有依存和合作;社会主义不是专制,而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形态;结合国情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第二次革命。     

哲学问题的革命

近代以来的一些哲学体系,已成为某种布置好了的概念游戏,成了某种科学认识论的附庸。 对这种框架内提出的哲学问题,首先不是寻找它的答案,而是对这种问题本身的有效性进行 分析。20世纪的这一哲学变革并不仅仅表现为所谓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转向。一些具有精 神实践倾向的哲学家对这个哲学问题的革命的引发,对实际上取代了哲学认识论地位的科学 的清算,维特根斯坦超越了一般分析哲学的那种对哲学病进行治疗的思想方法。     

生命历史的诞生: 人本学存在论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变革的影响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存在论对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影响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实践观.费尔巴哈人本学存在论革命将历史指认为是活生生的具有生命特征的"生命历史",具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生命历史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实体的可感对象.历史现实的起点是"感性确定性",就其对实体功能的区分而言,包括"可感对象"和"可感能力".二是生命历史是人的实体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变革与费尔巴哈的存在论革命有着密切关联,并且在一开始就蕴含了超越费尔巴哈的要素.人本学存在论对马克思后来创立的唯物史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再理解——《关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两个事实》一文的推论

哲学界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式各样的解读。《关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两个事实》一文所揭示的长期被我们忽视的两个事实具有颠覆性意义,我们据此可以明确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传统的人道主义,不是超越论,也不是传统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对费尔巴哈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继承和超越。     

普实克的中国文学整体观及其独特性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结构主义整体性思想影响深刻。普实克也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中国文学古今历史演变的整体性框架中来观照的,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刻关联。普实克认为,文学革命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爆发并实现的,而是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孕育并发展的,是中国文学自身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精神的承续,这种连续性的精神即中国文人文学的抒情传统。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出鲜明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是中国文人文学抒情传统的体现。普实克的论述既不同于胡适单纯从语言角度论述中国文学的连续性,也不同于周作人模糊古今文学的差异,还不同于钱理群、陈平原先生在世界文学整体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对中国大陆乃至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双重视阈下的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论

20世纪下半叶的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伴随时代的变化而逐步走向深化。对革命历史战争的认识上,表现出由革命历史观强调表现历史本质向历史原色转化的特征。在英雄性的开掘上表现出超越革命英雄话语的规约,从文化的视角烛照英雄性和人性因子,同时开掘英雄的世俗性内涵的创作特色。由此使当代革命历史战争小说创作在历史观和英雄性上表现出继承中又有突破与超越的探索性特征。     

文化冲突中的屈原悲剧人格

屈原在楚文化走向衰亡的历史语境下,执著维护天真烂漫的楚文化母体,形成了悲剧人格。这种悲剧人格不仅是道德悲剧,而且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悲剧。产生这种悲剧的人格魅力集中表现为一种贵族精神,即超越现实功利,超越群体,超越历史和超越社会羁绊,袒露出生命的自然之本。     

历史家的目的:历史与元历史

自黑格尔以后,历史解释各各不同,且相互矛盾,但它们都是企图在历史里面发现图案、常规和相似点,而且根据这些特征的重复出现来建立一个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解释,或者至少对人类存在的各个发展阶段取得一种全面观点。同样明显的是,这并不是多数历史家所指望的历史。相反地,许多专业历史家都是以怀疑和厌恶的眼光来看这种玄思活动的。在历史家和元历史家或者社会学家之间是有分别的。他们各有各的目的,而且利用这些概括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历史家的目的不是建立关于革命或者文明的广泛命题,而是叙述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刻划希腊文明或中国文明的兴废。历史家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他自己的一些意见,防止这些使他看不见某些证据的重要性或某些存在着的联系。他的整个工作经验使他认识到要破除概括,而且始终要在普遍的结论上运用特殊的、具体的事例作为试金石。总之,历史家并不相信一个人能把历史并入形而上学体系里,或者象社会科学原来指望的那样,按照过时的19世纪模式,把历史变成一种科学。     

超越某些形态的发展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某些形态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现象通常是反对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论据。人们说:应当通过所有五个阶段。当时,我们承认这一理论。但是,所有这五个阶段,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都占有自己的地位。超越某些阶段,是个     

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与中苏论战的实质

从中苏两党关系看,中苏论战的实质是中共反对苏共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一场斗争。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由来已久,在中苏论战之前,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三国首先与苏共发生冲突。在中苏两党关系史上,苏共在对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极强的大党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并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满。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对苏共多次提出批评。中苏论战全面展开后,面对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冲突,苏共对中共采取了围攻的办法,并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但中共始终没有屈服,中苏论战逐步升级,最终导致关系破裂。     

错位与悖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终结与评价

中苏大论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更加严重,使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中国党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尽管中苏双方都声称论战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场论战中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与此相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埋下了其在20世纪末步入低谷的伏笔。     

试论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激进改革,用西方的片面"民主化"取代苏共传统的民主集中制,进而走上了"自由化"的不归路,将苏共和苏联引向了自杀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手段有着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和"民主化"推至了极端,将手段当作目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民主集中制的破坏,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从进攻性的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评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宣传政策的演变

进攻性心理战与文化渗透是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地区的两种不同策略,民主德国骚乱暴露了心理战的内在矛盾,美国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松动的情况下,转向了文化渗透演变战略,波匈事件后这种演变战略完全定型。1958年美苏双方达成的文化协议奠定了美国对苏东地区文化渗透的合法基础。此后文化渗透战略被美国历届政府延续下来,最终在苏东剧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学术型哲学与“实践型”哲学的纠结——对苏联哲学史的一种审视

论文从纷繁复杂的苏联哲学发展历程中抽取出了一些具有贯穿性的特征,并阐述了正是这些特征将社会实践与理论哲学不分彼此地完全混合到一起的主要原因。虽然＂过去＂有过去的理由,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学术型哲学与实践理论不应彻底混为一谈,此岸与彼岸之间还是界限分明为好。     

北京政变至郭冯反张时期冯玉祥与苏联的关系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建立国民军,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迫于军事、经济压力和政治上倾向进步,冯玉祥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同时,苏联为抑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急欲培养壮大能与奉系军阀抗衡的亲苏力量,扩大其在华的影响。于是冯苏关系迅速升温,苏联政府对国民军进行了大量武器和军队经费等方面的援助。虽然双方进行的是有条件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合作,但却迅速增强了国民军的实力,有力地支援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动了大革命进程。     

李森科现象及其教训

苏联 70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其中如何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十月革命后 ,列宁曾经提出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 ,列宁逝世后 ,随着全盘国有化、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的中央集权体制 (所谓“斯大林模式”)取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日益凌驾于客观的科学真理之上。李森科现象的出现集中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质 ,传达了苏联高层决策者在处理科技进步和政治利益的关系方面所陷入的悖论。历史证明 ,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体制 ,维护科学的价值中立性 ,弘扬“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才能推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试析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     

苏联文明中心转移和苏联模式的关系解析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成为世界文明中心。苏联的成功得益于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苏联模式的形成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它在保证苏联文明中心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苏联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经济上过于求纯、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上集权统一,超越阶段,政治体制严重脱离群众。因其不能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苏联模式走向了反面。衰落的苏联模式诱发了苏联文明中心的向外转移。模式先进而走进文明中心的经验,模式衰落而淡出文明中心的教训,对于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关东军对苏联远东"情报战"研究

日本对苏联的远东地区一直是怀有野心的,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对苏联展开了积极的情报搜集工作。为此,关东军制定了详细的情报搜集计划,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搜集工作。大量的中国人被日军派往苏联境内搜集情报,成为日苏军事角力的牺牲品。但改变不了关东军必然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