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乡镇管理体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于财政视角的分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改革乡镇管理体制,才能够确保乡镇政府不会有吞噬建设资金的机会主义行为。财政压力引起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变迁,解决乡镇财政利益相对独立和上级政府管制之间的矛盾,既要满足乡镇政府的财政利益,又要加强对乡镇政府的财政约束。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从财政视角看,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

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两个比重”的提高,各种财政资金开始以“专项”和“项目”的方式向下分配,而且这正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支出手段。本文对专项资金的分配体制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并通过一个义务教育的案例来分析这种专项化的资金在基层社会的分配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发现,项目和专项资金并非像上级部门预想的那样有效率,相反还会出现许多意外后果。此外,过于依赖项目和专项,最终反而使资金难以实际到达农村基层社会。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乡镇财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的后果,使乡镇财政逐渐陷入困境,其具体表现是乡镇财政缺口巨大,结构扭曲,资源效率低下,债务日渐沉重。其成因是分税制是形成这种财政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制度性根源,乡镇政府既得利益的刚性固化了这种路径依赖,中央或上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一定程度的利益预期契合加剧了这种路径依赖。破解这种财政制度变迁的“镇定”状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即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取消乡级财政建立县乡一体的、由县级财政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同时要统一财权和事权以寻求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新路径。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我国乡镇政权角色和行为的社会学研究综述

本文按照“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两种研究取向，梳理了社会学界对1980年以来乡镇政权的角色和行为研究的成果。前者解释了乡镇政权由于考核评分体制的压力而被动产生失范行为的原因；后者以动态的、微观的研究视角分析具体事件过程中乡镇政权的行动者其角色和策略选择。“结构 / 制度”和“过程 / 事件”研究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借鉴。综合上述研究，文章认为对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在“国家”和“农村社会”新型互动关系中的角色和行为的研究也可借鉴上述研究。     

税费改革后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自主空间的营造:以河北Y县为例

税费改革之后,我国中西部地区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多采用转移支付的形式实现,乡镇政权的一些职能也被上收到了上级职能部门。这对于以前主要靠农业提取作为其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中西部乡镇政权来说,意味着极大地收缩了他们工作的自主空间。但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在这样的财政和职能困境中,他们仍然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这就使得他们必须去寻求自主空间的拓展。笔者根据对河北省Y县乡镇干部的访谈,试图解释中西部部分地区的乡镇政权是如何在夹缝中寻求自我空间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工作做得比较优秀的乡镇政权基本都有这样的特点：乡镇干部了解如何有选择地做事,以缩小贯彻上级意志的工作范围;在与县级政权的以依赖与软性反抗为特征的关系互动中,营造基层政权的自主空间;在与基层村民的关系中,调动各种权力技术,权宜地运用权力与村民进行互动,扩大自主空间;同时有些地方在组织上还形成了一套积极和高效的体系、甚至机关文化,以保证在上级政府的考核中获取优胜。     

新形势下我国农村乡镇政权权威提升路径研究

在我国,乡镇政权担负着指导村民自治和协调纠纷的重要功能。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使乡镇政权失去了以往支配农村社会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能力,乡镇政权权威弱化。重塑乡镇政权权威需要理顺县乡政府、乡镇政权与村委会、村支部的关系,加强乡镇干部行政能力建设和政府间合作,做好村民自治的指导监督实施,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积极协调化解农村社会纠纷。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目前财税体制中存在着财力不足、债务增长过快、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管理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税制,加快费改税,改革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推进财政法制建设,适度举债防范财政风险等.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财政政策上,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采取财政参股、财政补贴和财政担保等形式,支持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加强税收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建设力度,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实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金融政策上,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化解银行的历史包袱,尽快完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建立和完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信用制度与体系以及合理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officials 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non-political administrators o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activity of prefectorial officials is compared with the activity of elected mayors exploiting data extracted from a panel of 7826 Italian municipalities from 2007 to 2018. To address the potential confounding effects and selection biases, we combine a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strategy with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for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non-political administrators bring higher financial autonomy and higher collection capacity, raising more revenues at local level.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since they do not respond to electoral incentives, non-political administrators have lower motivations to behave strategically, not taking their own interests about electoral successes into account when they must choose the proportion of local versus external revenues for financing local expenditure.     

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 ,规范了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 ,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制度化建设。但改革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也反映出现行农村制度安排与改革要求存在冲突。本质上 ,税费改革并不是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我们必须超越减负看税改。税费改革为我们彻底解决农村问题找到了突破口 ,应该抓住税改良机 ,以完善税费改革为中心 ,进一步深化农村现行各种制度的改革 ,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制度建设推动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而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 ,确立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国家、集体、农民三方的新型分配关系。     

东北国有企业债务重组及财政政策研究

国有企业债务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难题。解决东北国有企业债务问题,财政应采取相应政策:对资产的转移、出售给予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强化公共财政职能,调整和改革现行的国有资产财政管理体制、开征消费增值税和社会保障税、加大对东北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When Past Reforms Open New Opportunities: Comparing Old-age Insurance Reforms in Bismarckian Welfare Systems

France, Italy, Germany, Austria and Spain have all gone through several waves of pension reforms both in the 1990s and in the early 2000s. Comparing the politics of these reforms shows some similar trends: reforms were usually postponed until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or economic recession forced governments to act. Before the first wave of reforms, the main form of ‘action’ had been to increase payroll taxes to finance pensions. In the 1990s, reforms were usually negotiated on the basis of a quid pro quo: benefits were intended progressively to decrease in exchange for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being financed from general tax revenues instead of through the insurance schemes. The second wave of reforms (during the 2000s) seems to have brought more innovation, with new goal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voluntary private pension funds and the need to increase employment rates among the elderly and to stop early retirement. The article aims, first, to trace the political processes leading to these reforms; second, to reveal the commonalities in these processes between the various cases; and third, to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waves of pension reform. It will emphasize the role of ‘sequencing’ and demonstrate how each pension reform facilitates the adoption of the next one.     

“维控型”政权——多重结构中的乡镇政权特性

乡镇的“中心工作”表征了乡镇的功能与角色特征,藉此能透析乡镇的某些具体特性。然而,这个视角仅能反映乡镇政权特性的各个侧面,难以揭示深藏于其所处的多重结构之中的本质特性,即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处的乡镇既列于官僚制组织序列的末梢,又处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之下,同时还面对一个自下而上的乡村社会。这一独特的多重结构型塑了乡镇“维控型”政权这一本质特性。若要型塑这一特性,势必将国家政权建设着眼于乡镇政权运作的结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