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雍正帝对东北地区"满洲本习"的维护

雍正时期,东北地区以骑射技艺为核心内容的"满洲本习"呈现出颓废之势。雍正帝采取种种措施试图维护满洲在兴起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传统习俗。骑射技艺的荒疏实乃东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但是,雍正帝通过"满洲本习"规范旗人的努力塑造并强化了满洲人有别于汉人的集体文化特征,这对于维护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农村“六合彩”赌博看农民理性的演变——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本文主要借鉴社会学的狭义理性选择理论,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为逻辑主线,对当前"六合彩"泛滥地区农民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的启示是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改变农民的意识和认知力,是促使农民理性选择系统结构合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促使农民形成"正面的"经济理性的根本途径.     

生存资本考量下的文化追寻——对东北农村社区家族文化复兴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沉寂多年的农村家族文化呈现"复兴"的趋势,本文作者在对一个只有百年移民史的东北农村社区的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学者们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原因做出了多种解释,本文的研究提出了"资本说"的分析框架和假说,即农村家族文化复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农民把家族文化作为"生存资本",通过家族文化资本的凝聚形成社会网络资本并进而转化为经济资本.这一假说在对黑龙江省肇东市昌五镇不同类型大家族的个案研究中得到证实,并指出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担负着教化功能和农民对"我是谁"的质朴追寻.对农村家族文化复兴趋势评价的基本出发点应是纳入到农民具体的生存情境中加以考量.家族文化是农民为自身的生存所"激活"的文化资本,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农村精英人士来说,家族文化的传承也承栽着对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弘扬的宿愿;同时又应看到农村家族文化的"复兴"也是社会转型期一些农村社区仍未走出"过去"的表现,家族文化不但体现为"弱者的武器",同时也是"陈旧的武器".     

校园文化建设应突出“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校园文化与"以人为本"有其内在联系性.校园文化建设,应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注于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之中.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休克”分析

从交际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产生交往障碍、文化冲突现象即"文化休克"的原因除了语言和文化因素外,还有交际参与者的"交际适应度".提出了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文化休克"产生的有效途径.     

关于群众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群众文化建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化繁荣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群众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县(市)域为单位统筹发展,进行县(市)域群众文化的整合.在整合过程中,要着眼千"大文化"背景,即县(市)域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时代主旋律.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必须以"小文化"即具体的文化工作为依托,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文化产业的发展、精英文化的普及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     

论庐山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价值体系

庐山文化是以庐山为地标,以"和"为精神内核,"和合"、"中和"、"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为其基本表现形式,"和谐"为其最高境界的文化系统.书院教育文化、建筑园林文化、山水记游文化、宗教文化、隐逸文化等元素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了庐山文化的核心体系.     

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理论 --民族史学的视野

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文化民族"论--"文化本位"论这样三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三个理论依然可以用"文化本位"论统一名之.国粹国光论是这个理论的首发与开端,文化民族论则是这个理论的阐发与发展,而当文化本位论最后面世,民族史学理论的完整逻辑架构也最终告成.     

"诗言志"的嬗变史解读

"诗言志"以语言符号的神秘,揉和了长远时间里那些或隐或显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等文化因素,在巫觋特定的仪式中生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本文对于"诗言志"的解读,重在考察其在开放的历史时空中对流动着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情境与其互动生成之关系,以揭示其发展与嬗变.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解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文化变革”的理论和策略

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的基本特点是"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这样,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在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逐步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建成准备必要条件.这条道路显示出与资本主义"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血和泪的过程相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列宁并不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路多样性的统一,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绚丽多姿和广阔前景.     

李柏的遗民气节及其“冰雪诗”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李柏,在明亡后五十余年间,除短暂漫游湖湘及坐馆授读外,终其一生甘于贫困、苦隐林间、躬耕陇亩,寄情山水以砥砺情操,始终保持着遗民气节。山中岁月虽然极其困苦艰难,但他却怡然自乐、吟诵不绝。李柏身上体现出的生存方式与文化心态,既具有明代遗民社会的群体风貌,又有不同寻常之处。其"冰雪诗"朴质率真、幽逸冷隽,是其不失志节,以及故国之念等心灵世界的真实展现。     

论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部门化"

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部门化",是这一惠农政策难以获得应有效果的症结所在。因此,"在中央政府—部门—农户"的三方博弈中,中央政府应及时启动农民的组织化,以增强农户在三方博弈中的力量,从而达到逐步制约部门化主体的不当利益,乃至最终融合、取代部门化主体,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化服务新体系。     

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

空心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试图在短期内消灭空心村的治理方案既不科学,也不实际.空心村的形成不仅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农村宅基地制度的限制、土地管理及村庄规划的不到位等体制机制有关,更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有关.空心村不仅影响人居环境建设,影响农民福利及农村稳定,更影响新农村建设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大局.治理空心村应坚持农民主位,不仅考虑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更考虑农民群体的分化.以规划和管理为主,注重农民生产生活方便,重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治理方案是有效的空心村治理策略,值得探索和实践.     

"三农"问题与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素质高低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关键,而农村文化建设薄弱,农民文化生活匮乏,客观上制约着农民素质的提高,因此,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和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图书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上古的"告"与"风"

甲骨文中的"告"是统治者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政治行为。与"告"相关的"祰"和"诰"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风"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教化,在统治教化民众时,"告"(包括"祰"和"诰")是"风"的工具,"雅乐"、"雅言"、"雅文化"是"风"的具体内容。周朝,人的价值得到抬升,人民的思想相对受到重视。统治者用"雅文化"影响地方文化时,地方文化必然反过来影响"雅文化",因此,"风"是一种双向的运动。统治者在统治和教化劳动人民时,使用了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     

发展我国农民文化的哲学探思——基于文化唯物主义视域

文章以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解读发展我国农民文化现实问题。从文化唯物主义新文化观出发,指出农民文化发展的客观性。以文化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组成并发挥作用,提出推进我国农民文化发展对策,尊重和保障农民文化发展权。整体提升是农民文化发展的内容和目标。农民文化发展道路是自由发展与外部输入相结合。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同时,积极思考发展我国农民文化的内容和途径。     

建设新农村、改造贫困地区人文环境--文化扶贫之路是怎样开拓出来的

中国正走一条从“输血”扶贫、“造血”扶贫到文化扶贫这条越来越宽广的道路。文化扶贫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由理性走向实践检验,并由点到面全面铺开的过程,文化扶贫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造就一代新型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牢固的基础。     

"两型"社会进程中拓展区农民城市融入与文明建设研究——以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为例

随着"两型"社会推进和城市拓展区的不断扩大,拓展区的农民如何尽快融入城市,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当前"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城乡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决定了拓展区的农民相对落后的文明素养,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因此,决定了"两型"社会进程中城市拓展区的农民城市融入与文明建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