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

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理解应用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梳理霍尔符号学思想,并对其符号学实践进行分析,对于阐明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核心语及其展开:里法台尔诗歌符号学的一个关键概念

里法台尔的诗歌符号学理论在国内少有研究,他建立了一套体系完备的诗歌符号学理论,包括诗歌意义、符号生成、文本生成、解释项等,从形式论的角度丰富了诗歌研究的视野.其中核心语是一个关键概念,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义素或预设,既有词语和描绘体系.核心语是形成文本深层结构的重要因素,和诗歌符号、主型、解释项等密切相关.     

传统工艺典籍中的设计符号学思想

通过归纳和研究传统工艺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相关理论,可以总结出在产品制造行为中的设计符号学指导原则.这些思想体现了现代符号学的关联性(共时性)原则、历时性原则、切分性原则与替换性原则.通过分析古人对"文"与"质"之间关系的思辨,可以看到古人对待产品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态度,即"饰不可过,亦不可缺,唯取实宜耳"是古人对待文质关系的根本原则.     

论科西克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存在人类学派"代表学者科西克将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潮深度融合,深入捷克社会主义政治、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判,提出了"结构辩证法""辩证意义批评"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辩证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范式,彰显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多元开放、实践与人道主义的批判特色,对于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文学与社会:以表意实践为中介——论雷蒙德·威廉斯的历史符号学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被其称为历史符号学理论,主要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通过接受各种新兴符号学理论,将语言看做是具体的表意实践过程.这一理论不但研究意义的生产和发展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剖析以语言为中介的各种表意形式的意义生产机制;而且把语言和各种传播交流机制看做是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基本载体,以便探讨语言对社会所发挥的建构性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威廉斯通过研究文学活动和"文学"一词的意义发展,指出了文学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分析价值的特殊表意实践.威廉斯还对审美进行关键词研究,强调了文学内部所存在的权力交锋.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及理论贡献

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四十年经历了从附带引介、重点研究、全面关注、对话反思和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多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呈现出动态与静态关注结合,结构、文本与文化兼顾,符号政治、经济与文化并重等本土化线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为全球化、信息化、符号化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参照。     

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从符号学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也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有效地运用这三种符号学意义,提高翻译质量.符号学理论背景下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解码过程,解码又是一个意指过程,翻译的最高标准即再现源语符号系统的全部信息,全部信息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意义.     

符号学与跨文化交际探究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之间的抽象形式联系的学科。本文运用符号学理论 ,论述了文化与语言的所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的关系 ,探讨了英汉语之间的差异 ,提出了外语教育必须辅以外国文化教育。     

建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学科定位

作为一种新型研究工具，20世纪50年代符号学研究被引入建筑领域，形成了探讨建筑问题的建筑符号学。本文试图对建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学科定位提出自己的看法：建筑符号学是研究建筑符号的语构、语义和语用功能的一门学科；语言学和逻辑学构成了建筑符号学的首要理论基础；建筑符号学既是应用符号学又是部门符号学，既可以对建筑领域内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形成理论的部门符号学，又可以应用一般性建筑符号学概念对具体的建筑进行分析，形成应用的部门符号学。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翻译研究现状调查与分析

作为一般方法论的符号学可以广泛应用于许多学科,用来研究语言、文学、艺术、大众传播、文化交流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特征。中国符号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起点高、速度快。很多学者采用符号学的方法探讨同样身为交叉学科、肩负异质文化交流重任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这种结合可以充分发挥符号学方法论的优势,拓展翻译研究的视野,深化翻译研究的意义,将翻译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产业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即符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商品符号的分析入手。符号学即意义学,我们所处的意义世界就是由符号构成,文化则是意义活动的集合。符号学以形式论切入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则内含了符号学批判的维度,两者的接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延续马克思相关论述而来,并在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不同路径,其中都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内核以及符号学的思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审视这些思想,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看到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未来朝向。     

隐喻与象征关系的认知符号学阐释

对于隐喻与象征的关系,学界的看法虽无甚分歧,但其分析大都显得不够系统和明晰.文章拟从"联想"的认知心理学意义着手,结合符号学的相关理论,探讨隐喻与象征的关系,并基于皮尔士(Charles A.Pierce)的动态符号观对隐喻和象征分别作出符号学的定义,此定义可将隐喻和象征纳入统一的符号学解释框架之中,因而可使二者的关系更加系统化、明晰化.     

《枫桥夜泊》的模糊性及其多译本现象探究——基于文学符号学的重新阐释

运用文学语言符号学原理对《枫挤夜泊》一诗的模糊性美学从语义模糊、句法模糊和意象模糊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符号学的重新阐释。针对该诗翻译研究的多译本现象，着重分析比较其中六个译本的模糊性处理方法，最后根据文学符号翻译过程的本质简要分析该诗多译本现象的原因。     

论作为“中介”的新闻

理论新闻学是在清理和回答"新闻是什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和深化新闻学术研究的。在既往关于"新闻是什么"的探究中,主要以还原主义方法在"事实与新闻的关系"中界定新闻,或者以价值论视野在"新闻与主体的价值关系"中为新闻划界,这是从"新闻源流"和"新闻需要"出发对新闻的两种典型的理解方式。因此,抓住"人与新闻的关系"这一理论新闻学(也是新闻学)的总问题,突出"人"在整个新闻学中的核心地位,就能够提供一条理解新闻的新思路,即将"新闻"视为"中介"性存在,认为新闻是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中介,新闻是勾连人与人之关系(主体间)的中介;总体上说,新闻是人展开实践交往、生活交往的中介。对新闻"中介"性存在及其功能的宏观揭示,不仅促使我们对新闻形成更为系统全面的把握,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理论新闻学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展。     

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

捷克斯洛伐克最早在世界范围内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研究之路,并在研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研究维度:"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和"从马克思主义关注结构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布拉格学派,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开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先声,走出了一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施陶尔、科西克、斯维塔克、希穆涅克为代表的新一代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再度开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新一轮转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之路。     

论张艺谋电影的符号美学价值

通过对西方重要符号学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可把电影符号归纳为浅息符号、征兆符号、替代符号、情绪符号、比喻符号、象征符号、语言符号七类。据此探寻张艺谋电影符号运用的规律,张艺谋电影明显具有形式性、独创性、连续性、多义性有机结合的符号美学特征。     

论黄天鹏新闻思想的来源及形成

黄天鹏是中国著名新闻学者、老报人、新闻教育家,在新闻学术、教育和出版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其新闻思想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传统教育影响了其新闻史观和历史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创作、研究实践。二是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促使其创建专业研究机构,推动新闻学研究的组织化;他还汲取了日本新闻学的"实益主义",并糅合美国的"趣味主义",以分析、定义"新闻"。三是对徐宝璜等中国第一代新闻学者开创的"本位新闻学"的继承和发展。以此三方面为主要来源,基于中国本土实际和自己的新闻实践经历,黄天鹏形成了以专业化与大众化并行不悖为主要特点的新闻思想。     

建构全新的新闻理论体系─—评《新闻学基本原理》

从新闻事业转向新闻本体，这是新闻理论研究对象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换。新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新闻自身——即新闻的本体问题。新闻本体论的研究是解决新闻学中的一系列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这个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命题，却从我国新闻学起始之日就遭到冷落。吴高福教授的《新闻学基本原理》，直面新闻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径直从新闻本体出发，通过对新闻传播过程的细胞考察和研究，高屋建瓴地阐释了新闻的性质、特征、产生、发展、传播及其规律，从琅本上突破了以新闻事业为理论研究对象的经验和操作模式，独树一帜地建构了一个全…     

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理论检视

受索绪尔符号学的影响,巴特、列斐伏尔、鲍德里亚等消费社会理论家认为,消费社会中消费的涵义发生了转变,它超越了经济学意义对物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成为一种对意义关系的占有,即符号性消费。他们进而将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纳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中,试图开创"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提出的"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等范畴,颇具时代性,但试图将"符号的批判"替代马克思的商品逻辑批判,尤其试图消解使用价值的现实性,则是其理论舛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