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黃巾起义的目的

自从郭老提出替曹操翻案以后,史学界中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应如何給以正确的評价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关于曹操和黄巾的关系問題存在着不同的意見,郭老認为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沒有違背黄巾起义的目的,有些同志同意这个意見,也有許多同志不同意郭老这种說法。作者認为意見分歧的关鍵是对于黄巾起义的目的和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仅就这个問題进行論述,提出个人的粗淺意見,恐有不当之处,請史学界同志們批評指正。     

关于对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综述

对于人所共知的历史人物——曹操的评价问题不自今日始。鲁迅早在1927年就对曹操作了适当的评价,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脸的奸巨,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袁良义在1958年11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曹操论”。此后,王仲犖著有《曹操》一书,陈显远创作了《孟德献刀》。他们都一致把曹操肯定为正面人物。郭沫若在今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中文提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关于隋炀帝开运河的评价(综述)

近年来史学界对隋炀帝开运河评价的讨论,是由1963年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所引起的。这是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评价剥削统治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问题。今春以来,讨论更进一步发展,争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等问题。现将讨论意见中几个主要论点作扼要综述,供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参考。     

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再探

六十年代初,史学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讨论。有的学者怀疑明末农民军提出过“均田”口号,更谈不上将其付诸实施;有人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以后,由于左的思潮泛滥,这一讨论没有更深入更广泛地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虽然只是一个史实的考订,但却关系到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评价以及对农民起义平均思想的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故提出几点看法于后。     

怎样看待曹操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正在撰写的《曹操评传》中的一节。作者认为,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强调得太过分了。事实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积极历史作用和破坏性及历史副作用都是极大的。战争的发动者和战争的结束者,都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必然。基于此,对曹操镇压农民起义也不直笼统地论说是非,而应作多方面的分析。     

略论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的几个问题——与沈定平同志商榷

关于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问题,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看法。沈定平同志在《学术研究》先后发表过两篇有关农民起义领袖天命思想问题的著述①,其中就有不少论点很值得进一步讨论。这种讨论是会有益处的。因此,我们提出几个问题,就教于沈定平同志和学术界的同志们。     

略论“为曹操翻案”

本文首先肯定郭老在1959年提出“为曹操翻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后指出“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作者认为,只有对“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给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才可能在曹操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地取得一致,从而更好地开展《三国演义》的研究工作。     

“四人帮”恶劣学风一例——驳梁效对“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歪曲

“四人帮”的御用工具梁效说: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说教的否定”。梁效以此作为论证黄巾起义“横扫了儒家反动势力”,“为三国时期法家路线的推行创造了条件”的主要论据之一,而且声称,他们这是在歌颂“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什么“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妄图给自己的“影射史学”披上一件革命外衣,以掩盖其     

略評“曹操”——並揭露王仲犖先生的剽窃行为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向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不过很多人只知道小說或戏剧中的經过艺术加工的曹操,而根据历史記載,曹操究竟是何等样人——对此并不怎么了然。应該承認,这两者之間是有区別的。在文学艺术領域里,曹操是奸訐的典型、是个十足的坏人。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曹操,却不能完全否定他。用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估价曹操的功过和他的历史作用,曾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王仲犖先生就钻了这个“客观需要”的空子,于五六年十一月出版了“曹操”一書。虽然他也为自己提出給曹操以“恰如其分的适当的評价”(見     

广州学术界对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

自今年四月份以来,广州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部门即组织有关曹操评价的讨论,目前,讨论已逐渐深入,由对曹操的评价进一步接触到东汉社会性质和黄巾起义的作用等问题。四月间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师生举行了两次座谈会,就曹操的屯田与锄豪强的历史作用、曹操在建安文学高潮中的作用等等广泛开展了讨论,并在系刊“东风”上出版“曹操问题讨论专辑”。中山大学历史系于五月间举行了两次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会,该系教授戴裔煊应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反思——以1959年“替曹操翻案”讨论为中心

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不仅厘清了关于曹操的许多史实,而且推动了对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其中,体现唯物史观这一评价总原则的多种具体标准与观念,如历史作用标准、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观念得以综合运用。这不仅丰富了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而且推动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同时,本次讨论冲击、弱化了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这就需要正确看待历史人物评价中的道德评判,及事功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就岳飞镇压杨么起义与马强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刊载的马强同志《镇压杨么为岳飞“污点”说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认为,岳飞镇压杨么农民起义是其“抗金爱国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肯定。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兹就该文的几个主要论点提出商榷。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曹操为其法治路线服务的诗歌创作

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封建割据势力,粉碎了从西汉末以来二百多年间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迎来了法家路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获得重大胜利的三国时期。在这时期出现的众多法家人物中,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较杰出的文学家。史称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作为诗人的曹操,其诗歌创作和他的法家路线是不能无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曹操尊法反儒的政治路线,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     

关于宋江——“水浒”问题研究之一

“水浒”,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故事。宋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首领,而在作品中又是被主要描写的人物。因此,宋江问题,关系着整个“水浒”这部作品问题,关系着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起义这个事件问题。宋江同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一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是“妇孺皆知”的。宋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说法不一致。有的说,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他领导梁山泊起义农民所做的事情,完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不是为了别的。一开始就在封建统治政权之中当小吏,他盼望着一步一步爬上去,目的在於更多的为封建统治阶级出力。由於某些“奸臣不?”,被迫走上梁山。上了梁山,反“贪官污吏”,在於建功立绩,以达朝廷“中用”,好来向他们“招安”。由於他的积极追求,结果受了“招安”。受了“招安”以後,一连     

略论“红楼梦”社会背景——评吴大琨先生的几个论点

I 最近,由於红楼梦的讨论,激起了有关乾嘉时代社会经济的率争,论争的核心是乾嘉时代是不是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有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本来最近发表的鄧拓先生等几篇文章虽然不是很全面然而已足把这一论题肯定下来。可是,有许多同志却抱有不同的意见,其中可以吴大琨先生为代表。吴先生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文章有“略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与“关於‘中国历史纲要’的明清史部分几个经济问题的意见”二篇。他的部分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在主要的两个论点上,却犯     

曹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作者认为:曹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具有“不丑中的丑”;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则是“丑中的不丑”。《三国演义》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塑造出了曹操这样一个复杂丰满的典型形象,显示了艺术创作的精美。     

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若干理论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华东师大历史系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中涉及到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这次学术讨论是在如下几个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第一,关于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总是陷于失败的”的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革命战争失败之中包含了局部的胜利和走向胜利的前途;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看不到农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第二,关于新王朝的“让步政策”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对新王朝实行“让步政策”给予一定的肯定,但不应夸大“让步政策”的作用和美化统治者。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应当揭露其阶级实质,不应当是歌颂,而歌颂的应当是暴力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而有的同志则夸大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作用,贬低和抹煞暴力革命的伟大作用。第三,关于农民起义军中出现投降变节分子原因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反映,是革命队伍一分为二的表现;而有的同志则认为是农民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并说农民起义领袖投降变节是可以谅解的。第四,关于农民政权封建化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农民起义军建立政权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旧王朝以后保持政权的革命性和坚持革命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在推翻旧王朝以后,农民起义军就应当放弃革命斗争或者向地主阶级方面转化。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历史的曹操和文艺的曹操

历史的曹操和文艺的曹操吴代芳在中国的文化长廊中，有两个曹操形象。就主要倾向而言。一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主要反映在《三国志·武帝记》上；一是文艺上的反面形象，主要反映在《三国演义》和三国戏所刻划的人物上。二者之间，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即忠与奸、真与假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