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古代中国长期沿用的一种寓政治和经济为一体的特殊对外政策。在促进古代中国与海外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政治、经济交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代立国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又有新的发展。作者从朝贡贸易的实行措施、鼎盛表现和历史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进行全面考察。     

明代香料的流动及香料植物的引进种植

明代,香料沿着新开辟的商路,通过朝贡贸易与私人海上贸易的形式流向中国,被广泛应用于医药、烹饪、宗教祭祀等领域。一些香料植物被引种到国内,这也是香料作物本土化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一些产自中国的香料,则通过丝绸之路商道,流向中亚、西亚等地。这一时期"一带一路"地区香料的双向流动表明,民众生活所需是海外香料持续流向内地的强大驱动力,这一过程本身就包含有中华经济对外开放的文化内涵。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

明代女真朝贡制度一经建立便很快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先后经历了建构、发展、整顿、破坏,以及由女真羁縻卫所朝贡制度演变为敕书朝贡制度的不同阶段。明朝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王朝政治体系,由中央礼部、兵部和地方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明前期)共同管理女真朝贡制度。其全力经营女真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为营建"大一统"的国家规模;二是将女真朝贡制度纳入东北边疆的防御体系,防范和牵制北方蒙古部。从女真朝贡制度运作过程看,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经济活动居次要地位,因此将女真朝贡活动简单地定位为女真朝贡贸易活动是不准确的。     

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中朝传统贸易规模较大、贸易关系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朝贡、使行、边市、海上四种贸易形态,构成了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基本结构.其中朝贡贸易是主导的贸易形态,边市贸易和海上民间贸易自由度较高,海上民间贸易在晚清时期取代朝贡贸易成为中朝贸易的主要形态.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有政治上求稳定与经济上求利益的双重动力因素,推动着中朝贸易在宗藩封贡体制下缓慢发展.明清时期的中朝贸易虽然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但它维护了双方各自的政治地位和领土安全,有利于中朝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推动两国经贸交流良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明代海禁政策及其对中暹经贸关系的影响

136 8年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采取海禁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开国之初国防上的需要 ,除了针对倭寇之外 ,更主要的是针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明代私人海商活动也已成力明朝政府最大心患之一 ,实行海禁政策也有防范明代私人海商的一面。至隆庆元年 [15 6 7],明朝政府被迫放宽海禁。 2 0 0多年的海禁政策 ,影响了中暹经贸关系。海禁的严紧和松驰对朝贡贸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明廷制定的海禁政策 ,只是束缚了中暹民间的海外贸易 ,而为官方的垄断贸易提供了条件。隆庆时期 ,海禁宽驰 ,民间贸易便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我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工作中,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认识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在宋代,官府不搞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对进口物品抽税。海外贸易全属私人经营。”蔡美彪、朱瑞熙等五同志撰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则认为:“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此外,尚有一些史学工作者持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当时所谓朝贡,也就是国际贸易。”还有的说:“朝贡的实质是贸易,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凡此种种,和《通史》观点相类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正确阐明宋代海外贸易中官方经营方式的有关问题,诸如官府搞不搞海外贸易,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关系如何,以及“朝贡”“回赐”是否就是官方交易等等,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敷浅的看法,和蔡、朱等同志商榷。     

明代亚洲外国官生在华留学及科举考试状况探议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以后,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矛盾,发展生产,在对外关系上基本采取了“和平相处”方针。永乐年间,明成祖又派遣郑和下西洋,出使亚、非部分国家,促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明朝初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加之朝廷友好的外交政策,使得亚洲部分国家派遣使者至京师朝贡,谱写了中外关系史上的又一新篇章。当今学者对明代中国与外国关系的研究,在政治、经济贸易方面撰文颇多,然于文化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尤少。笔者不自量力,撰写此文,希补其遗缺,亦望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外国官生就读国学简况 亚洲部分国家学生入华留学,早在唐宋时期已有,至元代,由于战乱及蒙古贵族的统治,留学一事稀见青史。明代外国官生复至,是唐宋之后的又一高潮,探其原因有: 第一,中国的儒家文化,教育制度自唐宋之后,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亚洲各国无不“感慕华风”,部分国家便派遣学生来华留学。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元代时渗透到亚洲一些国家的平民百姓中。真腊(今柬埔寨)人称当地儒家知识分子为“班诘”。①交趾(今越南)元代时民间已有从事儒学教学的老师,诵读儒家经书已普遍可见,中国宋代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     

明前期海外政策简论

对于明朝的开放和闭关问题,多年来史界争论不休,聚讼难下,成为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虽然产生论点分歧的因素有多种,但重要因素之一是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理解的差异。实际上朝贡贸易与海禁构成明代海外政策的两大支柱,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孤立看待;却又判然有别,不应混淆为一。以往的研究中却多忽略了这一点,以致许多问题解释不清,看法分歧,造成历史的误解,应予澄清。 明代前期,即明开国至正德初年的一百多年间,明朝海外政策定型于兹,调整于兹,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历史性冲击的前夜,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涌动变革潜流,这时封建王朝海外政策的变化趋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明代前期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实际含有颇具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下面试从政策的动态性及其互动作用分阶段进行论述,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明朝海外政策整体的理解和认识。     

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

近代早期中英两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皆经历了蜕变与重建的过程。中国由朝贡贸易转向民间海外贸易，英国则由商站贸易转向特许贸易。世界商品市场开始孕育成长，世界格局进入转换和重组的关键时期。海外贸易市场体系的发育，对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茶马贸易官营体制的理论探析

历史上茶马贸易延续近千年,总的说来有官营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贸易形式,封建时代因政治羁縻、经济隔离以及国家财政的需要往往被纳入官营体制的轨道。有明一代茶马贸易的官营化主要的是服务于其民族关系的格局,在出于主要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下的贸易关系,官营茶马贸易违背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本质,不符合我国民族间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因此,明代茶马贸易的官营体制的最终衰落是必然的。     

明朝中后期海外白银输入的三条主要渠道

明中后期由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有三条渠道: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线、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线和中日海上贸易航线。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本文的考察表明,虽然明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明代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     

宋朝的海外药物交流

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以其独具的实用性和普及性,历来是中外海上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份。宋代,随着中外海上交通的日益发展,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也愈加频繁、兴旺。据中外史籍记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宋与亚、非、欧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药物交流,以朝贡、互赠、通商贸易等方式交流的药物有上百种。地区范围之广,品种数量之多,作用影响之大,都远远超过以前各代。然而,以往治宋代海上交通史及海外贸易史者,多偏重于经济上的商舶贸易和政治上的使节往来,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外海上药物交流,却甚少论及。缘此,本文拟对宋代中国与海外的药物交流作一初步论述。     

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

东南亚胡椒在明代的中国,其不仅是饮食调味、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亦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在朝贡贸易、海禁政策、白银短缺、民间走私、隆庆开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作为舶来品的胡椒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奖励军功、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市舶抽分、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和润滑剂,甚至有了货币职能的雏形。     

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

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发动对安南战争并郡县其地是有其战略考量的,"郡县安南"威慑中南半岛番国,"郑和下西洋"威慑海岛番国,二者互为犄角之势,海路、陆路双管齐下,对西洋尤其是南海地区形成巨大军事压力。"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明宣宗继位,对黎利剿抚不力,明军在大败之后撤出交趾,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威望,明朝失去了控制南海的地理优势。西洋诸番疏于朝贡,明宣宗心有不甘,遂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以挽回局面。宣德之后,安南坐大,朱棣所经营的西洋朝贡体系趋向松散与瓦解,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名存实亡。"郡县安南"为明朝控制中南半岛奠定了基础,加速和推进了西洋朝贡体系的建立,朱棣"郡县安南"的决策对"郑和下西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而宣宗"弃置交趾"恰恰是西洋朝贡体系濒于崩溃的前兆。     

明初朝贡贸易与儒家思想

明初是我国海外贸易的转折点,政府控制的朝贡贸易取代私人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这一措施的实行有其政治原因,也有深刻的思想因素,即儒家思想的指导作用。     

明代田赋“折征”到“征银”的转变

明代田赋之征从“折色”制到“征银”制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各项税收都逐步实现了用银征收,从而对明代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粮食价格波动和海外贸易都造成影响.田赋征银增强白银的货币本位地位,促进了国家税收商品化、国家财政市场化,因而明代商业、市场、外贸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和税收政策连为一体.税收征银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在客观上能够节约仓储及管理费用,在增加明代财政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统治和管理成本.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王朝处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航海事业大发展、世界面貌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明王朝却一反宋元以来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旧制,将海外贸易严格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和值得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朝贡贸易的形态和性质.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鉴于"海疆不靖",担心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备倭寇的骚扰,便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为此,甚至连沿海人民下海捕鱼也被禁     

明朝百年的社会进步与社会问题

明朝是发育比较完整的朝代,有一个主要通过社会内部的变化从凋敝走向繁荣但最终不得不衰亡的过程。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太祖的"重典"治理,经历了成祖的"靖难",又经过短暂的"仁宣之治",国家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到明朝建国100年前后,逐渐进入到多元化社会。但是,随着多元化社会的继续演进,问题也随之产生。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开始持续侵蚀着明代官场并愈演愈烈。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民间外贸的发展、隔绝了官方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切断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决策者的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发展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对非农业地区、对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保护政策。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能力的军事力量,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