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逻辑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墨家,其逻辑思想与《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介绍了墨家逻辑思想中＂三表＂、＂三物法＂、＂名实之辩＂等核心内容,并阐述了墨子＂三物法＂对《内经》辨证论治观的影响,墨家＂类＂思想对《内经》取类比象观的影响,墨家＂三表＂对《内经》认识论的影响。     

艺术建构与审美图式的关系及其作用--阿多诺论现代艺术"逻辑分析功能"的特征

阿多诺以"批判理论"来剖析现代艺术,强调审美学逻辑对现代审美形式的指导作用.通过认识方法论的革新,审美理性可设法与客观理性建立广泛的辩证关联形式,因为审美形式的建构并不是那种僵化的经验规范性程序,它以人的审美自由为导向,既强烈反对自上而下的推导,也同样反对自下而上的方法.现代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这种高度中介性的特点,就是它的分析逻辑功能的表现形态之一.     

浅析墨子教化思想

墨子的教化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以＂义利观＂为其教化的依据,以＂兼爱＂为教化的内容及目标,以＂天志＂、＂明鬼＂、＂尚贤＂、＂尚同＂为教化的方法,以＂巨子制＂为教化的保障,为我国教化思想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探究。     

试论康德理性自由与海德格尔"此在"意义的关系

基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自由源于理性存在的必然,其＂实在性＂的体现依托于理性存在者或人的＂此在＂事实;自由的＂实在性＂不是作为物的经验对象,而是作为经验对象之规定的纯粹形式存在;自由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其＂实在性＂既指向理性原则的存在,又指向理性原则作用的存在,并必然地表现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统一;任何在自由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和突破都是新的路径的选择和对以往方法的解构,而非对自由和存在本身的改变,康德哲学的建立是如此,海德格尔的存在体系也不例外;因此,在不断面对困惑、重释自由之际,我们也在凭借自由的问题而进入自身存在之路,并获取人的＂此在＂之真实。     

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前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

＂天人合一＂论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核心观念和理想诉求。道家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表达了前主体性而非主体间性视域里的天地万物冥通、契合的境界;西方当代哲人与老庄的思想遇合,本然存有跨越时空的巨大的文化差异。依凭道家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学＂主体间性理论的对话来建构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必须置入时代精神与中国经验的双重维度,或者,将这种双重维度内化为我们不辨自明的方法论前提。     

试论“类主体”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与路径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人的困境"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在马克思"类主体"哲学理论谱系下的价值观,理性审视和反思工业社会以来的"占有性个人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在理论层面阐述类主体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与意义,并在实践层面上从整体性、本土化和实践性三个维度剖析践行类主体的生态价值观的基本路径,对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类本性"的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墨辩》"三物"新解

在传统研究模式中,通常将<墨辩>"三物"类同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认为"辩即逻辑",形成了"墨经逻辑"的基本推理程式,即"三物论式".实际上,"三物"是一种认知事物的认识模式,有其内在的逻辑行程,即:察类,循理,明故."三物"以论辩的方式来完成人们对事物认识,揭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论内涵.     

墨子传播思想研究

墨子认为传播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利,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百姓,但是他对音乐、文学等的教育作用的忽视,却是其传播思想的功利倾向的弊端所在。墨子基于"利"而反对所有没有短期功效的言论和学说,斥儒家的仁爱为虚妄之说,以现实的利害为一切言论的准绳,这就开启了后世法家传播思想的专制色彩。墨子崇尚集权式的传播管理体系,主张天下的舆论要统一于天子的意见,所有的是非都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墨子非常重视实际经验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人通过耳、目等获得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墨子还提出了"言必三表"的理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言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百姓的感官经验为判断言论的标准;"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是以实践来考察言论。墨子的传播思想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传播主体的诚信、文与质的关系、发展的传播观、传播活动的实用性、传播主体的自信,等等。     

墨子消费伦理思想述论

墨子消费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以消费合宜性的社会向度与民生向度表达了其＂兴利天下＂的消费正义。墨子认为,消费应当＂兼＂及天下众生,并富有爱人、利生的道德内涵,他从人性欲生的视角,阐述了消费不仅担负着养育万民之＂生＂的＂生生之道＂,也承载着义利天下的社会责任。墨子以消费利＂生＂的合宜性为度,剖析了消费的民生主义特色,与孔子以＂礼法＂为核心的消费观念不同的是：墨子消费伦理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民生的道德实践的理性精神。     

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研讨。康德的先验方法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方法 ,这一方法是建立在理论理性本原统一性 (同一性 )的原理和本原因果性 (根据性 )的原理之上。先验方法论不同于数学、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纯粹理性批判》使用的综合法不同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分析法。本文也探索了先验方法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有价值的方法论原则。如历史与逻辑、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探求人类认知前提、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方法论原则思想等     

影响墨子战争观形成的几个因素

墨子战争观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墨子.非攻》中。笔者从墨子＂尊天事鬼＂的哲学观、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以及墨子本人的阶级立场等三个方面,对墨子＂非攻＂战争观形成进行了探讨。并认为他的战争观,不仅与当前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相一致,还为＂消霸权主义＂提供崭新视角,更有力地批判了和平主义思潮,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论墨子思想的经验维度

从整体上看，墨子思想具有明显的经验维度，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审视问题的功利尺度，“天志”与“明鬼”的他律色彩，思想方法上的归纳。墨子思想的经验维度说明墨子学说着眼于人的世俗生活与经验存在，这是对先秦儒道丽家形上品格的一种突破、偏离与纠正。     

模型思维的中医学方法论

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方法论是模型思维。模型思维是“道阴阳”的周易哲学和五行哲学的本质特征。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就是通过对阴阳哲学和五行哲学模型的直接和间接模拟运用而建立起来的众多具体模型理论的综合体。模型思维的合理性和真理性在于构成该模型的范畴本身的合理性和真理性。构成中医理论模型综合体的诸范畴是在直接生活经验和成功医疗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真理性。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价值理性":哲学应用的方法论选择

价值理性作为哲学应用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它规定着哲学应用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应用结果的成败。哲学应用中的价值理性原则 ,体现着真理性与价值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哲学应用的方法论基础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墨子“三表”说再探

拙作《墨子“三表”说初探》在《社会科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之后,不虞加入了一派学术观点的行列,引起一些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卢枫同志发表的《墨子的“三表法”是唯物主义的吗?》一文(见《湘潭大学学报》八○年一期),把拙文列为“最近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三篇研究‘三表法’的文     

理、天理与理会:论“理”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演进

从先秦"形"范式,到汉魏"体"范式,进而至宋明"理"范式,中国思想范式由外在的形式渐次嬗变为内在之质料。从先秦作为"类"之理,到魏晋作为"故"之理,进至宋明作为"理"之理,理兼摄形式与质料,兼含"类"与"故",融合必然之理与当然之理而被视作看待人、事、物的普遍架构。理范式的确立内在规定着通达理的方法论,理与理交会,心明而知。理会不仅追求会物之理,而且要求人以理会之。索人工夫而使人进至于理,由此确立了存在论、方法论与工夫论相统一的独特思想品格。     

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

现代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导向,它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过程表现出不同特征。在反思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分析认为,行动者决策遵循正当性的原则,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结构的脉络中,社会网络具有信息沟通和资源动员的作用。推进集体行动中层理论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认知、策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的系统同构

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老三会＂功能弱化与企业文化创新＂不落地＂的现象较为突出,直接影响到国企改革进程;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恰恰体现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文章从政策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系统同构的依据,从二者的互补性和共生性两方面深入剖析了这一系统建构的现实可能性,并结合企业实践经验探讨国有企业党建与企业文化创新系统同构的实施。